未成年人犯罪，既是個人、家庭之痛，也是社會之痛。 圖片來源：大秦網

　　在老家人的印象里，孟小青是個漂亮懂事的姑娘，在離開四川省達縣老家前往廣州打工時只有17歲。但沒有想到的是，當孟小青再次回到老家時，已經是一名罪犯。犯罪的起因，是她喜歡上了一個搶劫團伙的“大哥”，這個團伙以未成年人居多，在廣東省廣州市增城區作案十余起，多次使用刀具、鋼管搶劫并打傷人。而孟小青在這個團伙中充當的角色是誘餌，專門將人誘騙到某個地方，方便團伙成員下手搶劫。今年5月，孟小青因搶劫犯罪被判刑。

　　像孟小青這樣早早外出務工的未成年人犯罪不是孤例。在11月19日召開的“外來務工人員及其子女犯罪預防與權益保護”研討會上，廣東省廣州市增城區檢察院檢察長譚可為透露，2013年至2015年上半年，增城區檢察院受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17件292人，其中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等外地未成年人分別占案件和人數的64.5%、62.3%。該研討會上，《方圓》雜志發布的“外來務工人員犯罪調查”報告顯示，部分地區的外來務工人員未成年子女犯罪比例近年來呈攀升態勢，應引起重視。

　　外來未成年人犯罪多發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學院副教授門金玲告訴記者，在犯罪學的視角下，外來務工人員泛指從鄉村、不發達城市及地區來相對發達城市打工的人員。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犯罪問題特別突出成為外來務工人員犯罪的一個重要特點。

　　2015年年初，在廣州市增城區新塘鎮大敦中學附近，正在玩耍的未成年人于亮亮遭遇持刀搶劫，搶劫者共有5人，封堵住于亮亮所有可能逃跑的方向，脅迫之下，于亮亮交出了身上的一臺蘋果手機及僅有的10塊錢。

　　實施搶劫的5人，和于亮亮一樣，都是未成年人，他們來自四川達縣，父母均是外來務工人員，而且他們都擁有一個問題家庭。秦大川，家中幼子，自小父母便在外打工，直到六年級才跟隨父母來到增城；顏方，父親正在服刑，母親離家出走多年，自幼隨祖母長大，六年級后輟學打工；周旭，母親早亡，父親常年在外務工；黃敏，父母離異，四年級后便輟學；王志翔，父母在外，由祖父母撫養，后隨父親來務工。太多的相似之處，讓5個少年迅速成為好友。

　　由于缺乏正面引導，這5名少年相遇后，開始放縱自己，在網吧熬夜打游戲成為他們釋放情緒最主要的渠道。然而，在虛擬世界里馳騁，也需要現實物質基礎。2015年2月一天，他們游戲正酣之時，網吧老板無情地將他們趕了出去，原因是無力支付網費。情急之下，5人合謀犯罪，便發生了于亮亮被搶一案。

　　這5名搶劫少年并不是務工潮中未成年人犯罪的特例。類似的事情還發生在2014年7月21日晚上，17歲的萬杰過生日，邀約了幾個同是外來務工的朋友在一家酒店唱歌。當天另一撥未成年人也因慶祝生日在同一地點，后來雙方因瑣事發生言語沖突，便在電梯門口用花盆、板凳和酒瓶等互毆，致多人輕微傷。凌晨許，萬杰離開后，仍對酒店打架的事情不服，在得知對方經營一家小賣部后，便帶人對小賣部進行打砸，損壞物品價值數萬元。

　　從犯罪比例來看，外來務工人員子女以及未成年的外來務工人員犯罪已成為一個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浙江省永康市檢察院所作調研報告顯示，2014年1月至10月，外來務工犯罪人員1084人，其中未成年人138人，比例為12%。湖北省武漢市漢陽區檢察院檢察長陳重喜介紹，自2012年至2015年，該院共辦理未成年人審查起訴案件109件160人，其中外來務工人員未成年子女犯罪案件為61件102人，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總數和人數都在50%以上。

　　未成年人“抱團”犯罪

　　陳重喜介紹，這類犯罪作案人員以男性為主，受教育程度偏低。在武漢市漢陽區檢察院查辦的102名涉罪未成年人中，有96名為男性，僅有6名女性；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為89人，具有高中、職高、中專文化程度的僅有13人；案發時僅有16名學生，其余86人均系無業狀態。

　　“經調查了解，這類人員的父母絕大多數文化程度不高，因缺乏特殊技能和知識，只能從事一些強度大、待遇低、失業風險高的工作，工作不穩定、生存壓力大，對子女的教育重視程度有限，對子女的監管也力不從心。”陳重喜認為。

　　在這些犯罪中，共同犯罪占比較高。其中有79名犯罪人員系與成年人或其他未成年人進行共同犯罪，占比77.5%。涉嫌罪名主要集中于搶劫(39人)、故意傷害(20人)、盜竊(21人)等侵財類及侵犯人身權利類案件，故意殺人、強奸、尋釁滋事、聚眾斗毆、開設賭場、介紹賣淫等罪名也偶有發生。

　　“形成上述特點主要原因在于未成年人個人力量有限，喜歡拉幫結派解決問題，同時因外來務工人員的經濟狀況不佳，在未能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消費觀的情況下，這些未成年人容易為了享樂走上犯罪道路。”陳重喜說。

　　孟小青便是如此。2012年6月，17歲的孟小青投奔正在廣州增城打工的表弟，在那里喜歡上了“大哥”劉明宇，明知他們所做事情是違法的，但還是參與其中成為共犯。每次實施犯罪，劉明宇先讓孟小青將兩名對其有好感的男子約出來上網，待到時機成熟時由孟小青把他們帶到偏僻場所。當看見被約出來的男子時，劉明宇同伙幾人便持鋼管、磚頭毆打并搶劫。這個團伙瘋狂持續作案十幾起，涉案人數眾多。2015年5月，孟小青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零十個月。

　　廣州市增城區檢察院調研報告顯示，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參與的團伙作案類型，大致可以分為成年人與未成年人共同實施的犯罪、未成年人共同實施的犯罪兩類。前者一般是成年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未成年人起輔助或次要作用，當然也有不能區分主從犯，作用相當的情況。特殊情況下，有的未成年人還會反過來充當共同犯罪的組織、策劃和主要實施者。后者根據未成年人的身心發育情況不同，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也不同，與年齡并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據分析，未成年人的性格特征、教育程度、經濟狀況等，才是決定其在團伙作案中承擔何種角色的關鍵因素。

　　犯罪原因在于教育和保護缺失

　　在門金玲看來，造成未成年務工人員及務工人員子女犯罪高發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該群體受教育水平較低，九年義務教育保障不到位，包括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入學難的問題普遍存在，這些未成年人沒有得到及時教育和引導，難以融入當地社會。

　　比如15歲的張磊，自2013年12月跟隨老鄉從河北來到北京，在一家印刷公司打工，平時就住在公司的宿舍里，同宿舍的還有李鑫等5人。生活中，室友們經常拿他開玩笑，這使得內心脆弱敏感的他非常難堪，從此懷恨在心。在室友5人當中，張磊對李鑫尤為反感，覺得此人狂傲自大，時不時嘲諷自己，一再挑戰其心理底線，遂有殺害之意。一個月后，張磊趁5名室友熟睡之機，持刀扎向李鑫的脖子，當場扎死，并造成其余4人輕傷、輕微傷。事后，張磊留在犯罪現場靜待抓捕，后被北京市檢察院第三分院以涉嫌故意殺人罪提起公訴。

　　另外，由于未成年人在勞動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甚至由于年齡無法合法工作，所得勞動報酬相對較低。這些受教育程度極其有限而涉世不深的外地少年，在經濟收入和生活環境落差強烈的刺激下，常常成為犯罪分子的教唆對象。

　　廣州市增城區檢察院調研報告顯示，總體來看，這些未成年人的家庭多存在一定的問題，首先是家庭結構不完整，如離異家庭、單親家庭；其次，相對一般城鎮居民家庭而言，外來務工人員的生活條件，如居住環境、經濟收入、消費能力等處于較低水平；再加上家庭教育方式不當，缺乏與子女溝通，或教育方式簡單粗暴，造成子女無法正確對待城鄉差異，遇事偏激、不冷靜，或者采取極端手段發泄不良情緒。由此導致盜竊、搶奪、傷害、斗毆等犯罪多發頻發。

　　除了家庭原因，誘發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犯罪的成因還有學校、社會兩個方面。學校方面，從增城區檢察院的辦案情況看，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入學難問題普遍存在，使得他們很難得到及時的引導，也難以融入當地社會；而在社會方面，不良書刊或暴力、色情影視作品的傳播，娛樂場所不加區別地容留未成年人消費，這些都成為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行為滋生犯罪的誘因。

　　“一方面是外來務工潮中未成年人犯罪頻發，另一方面是他們在刑事訴訟中處于相對弱勢地位。比如由于流動性較大，并不能滿足取保候審隨叫隨到等法律規定要求，無法像本地人一樣享受不予羈押的強制措施；其次，由于法律意識不足，盡管在無力自行委托律師情況下，法院會給未成年人指定法律援助律師，但援助效果往往不佳。”門金玲說。

　　加大司法保護力度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強調，未檢工作只能加強，不能減弱。”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副廳長劉仁文表示，在此類犯罪案件中，檢察機關應發揮專業優勢，依法適用緩刑，積極參與社會矯正、跟蹤回訪。

　　這一點也得到了安徽省明光市檢察院副檢察長張桂年的認同，他認為針對未成年外來務工人員，應依法積極適用附條件不起訴。此外，還應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跟蹤、回訪等機制。對于不起訴、宣告緩刑、管制的未成年人，在適當時間、地點和方式對其進行跟蹤、回訪，監督未成年人回歸社會改造情況，防止失足未成年人再犯罪。

　　廣州市增城區未檢科是廣州市較早成立具有獨立編制的內設機構，其統一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提倡人性化辦案。該院檢察長譚可為告訴記者，增城區檢察院建立了《關于開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工作的實施辦法》等5個工作制度，減少涉罪異地務工人員子女只能羈押、監禁的尷尬處境，降低批捕率、起訴率和監禁率。該院還將未成年人案件納入快速辦理機制，對犯罪主體明確、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犯罪嫌疑人認罪悔罪的簡單案件，適用快速辦理機制。建立協助未成年人申請法律援助機制，與增城市司法局溝通協調，對于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在審查起訴環節有聘請律師意向，但因經濟困難等原因沒有聘請的，幫助向法律援助中心申請法律援助，目前已為100多名外地籍未成年人申請了法律援助。

　　事實上，針對外來務工人員犯罪問題，有關部門已經開展了一些有益嘗試。河南省平頂山市新華區檢察院檢察長喬義恩表示，為有效降低外來務工家庭邊緣少年的犯罪率，2015年該院啟動了“心橋工程”，通過與學校、社區、家庭建立溝通聯系，采取“線上”與“線下”兩種方式進行互動。“線上”通過開通微信群、微博等網絡平臺，針對性發布以如何預防犯罪、如何自我保護為主要內容的信息，方便、快捷地解決孩子們提出的各種問題；“線下”通過深入轄區辦事處、社區、學校進行宣講、授課和面對面交流，用集體教育和個別教育相結合的方式為特定未成年人答疑解惑，達到預防和保護雙重目的。

　　廣州市增城區檢察院也是如此，該院聯合區法院等多家單位，成立廣東首家“關愛異地務工人員子女之家”。他們舉辦了一系列的法治教育課堂以及家長課堂，宣傳未成年在校學生的犯罪預防和自我保護知識。此外，他們定期組織異地務工人員子女旁聽庭審，并且在庭審后開展預防教育。

　　在劉仁文看來，未成年務工人員及務工人員子女犯罪，不能僅僅歸咎于外來務工人員及其子女，普通外來務工人員及其子女難以融入城市也是一個社會問題。

　　“預防這一群體犯罪，關鍵在于打破城鄉二元體制下對外來務工人員的差別待遇。”門金玲強調，如今外來務工人員及其子女犯罪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差別待遇與外來務工人員的高犯罪率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越是差別待遇越是刺激犯罪，越是犯罪率居高不下越是差別待遇。現在，除了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強對外來務工人員權益保障工作之外，還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從根源上落實各項權益的平等待遇。

　　(劉亞 本文涉案未成年人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