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日關系打開一片天空

　　傅瑩

　　現在中日關系和周邊乃至世界的情況都有新的變化，也許是時候從一個更開放的視野觀察中日關系。

　　早年中日友好氛圍濃厚的時候，常講“一衣帶水”、“世代友好”，現在這樣的話語不多見了。中日關系走到今天這樣的復雜境地，是歷史和現實多種因素糾葛的結果。盡管風雨如晦、月殘月缺，兩國有識之士為中日關系打開一片天空的努力從未間斷。

　　當我們努力在政策和行為層面尋找解決辦法時，是否也應考慮理解層面？雖然中日這么近，打了這么多交道，似乎仍缺乏真正意義上的了解，也許彼此都負有責任。常聽日方抱怨，中國人對日本的和平道路缺乏了解，而他們對當代中國的了解又有多少？

　　當然，說日本人不研究中國是不公平的，尤其對中國的歷史。比如去年在中國熱銷的有一套日本“講談社”出的《中國的歷史》叢書，條分縷析、學風踏實，是既有可讀性又很嚴肅的歷史研究，而且充滿對中華文明的敬慕之心。再比如東京大學教授川島真(KAWASHIMA Shin)先生所著《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雖然觀點可以討論，但其中的資料不可謂不系統、深入。

　　但是，這些年我同日本官員和學者接觸，另有一種感受，他們似乎不帶耳朵來，缺乏傾聽的意愿。拿釣魚島為例，野田佳彥政府所謂“國有化”決定之前，中方多次表達關切，而日方一直是自說自話。據了解，在日本關于中國釣魚島的史料并不少。早年，兩國領導人正是因為對中日分歧的復雜性有充分認識，選擇了“擱置爭議”這個并不理想、但最現實的出路。

　　對此，在1972年田中角榮首相訪華和1978年鄧小平訪日期間都作過明確的闡述，而且也直接講給日本國民了。后來雙方還在如何共同開發上有諸多思考和互動，然而，這些都被忘記或者無視。

　　時至今日，日方對中國政府和民間表達的強烈意見完全聽不見，還是強調“國有化”是“現實選擇”，比私人購島要好。但這條道理的要害是，假定“釣魚島是日本的”這樣一個前提。而恰恰是這一點讓中國人民很不放心了，如果事情的結果是永遠失去釣魚島，這是絕對不可接受的。擱置爭議不意味著放棄，這是日方忽略了的重要點。

　　進而，在矛盾如此重重迷障的情況下，日本政府做了什么呢？是把這個圍繞島礁的領土爭端放大到國家安全的層面，甚至渲染成事關日本生存的戰略安全矛盾，把中國描繪成對日本整個國家構成安全威脅的鄰國。這也使得日本公眾對中國的誤解越來越深。

　　與此同時，中國人民對日本的認識也越來越嚴峻，在今年這個紀念二戰結束70周年重要的日子里，日本官方在歷史問題上不僅沒有做出與中國人民實現和解的努力，反而表現出歷史認識的曖昧和不情愿，有時還用“中國威脅”論轉移話題，導致兩國人民之間的對立情緒更加嚴重。

　　有個現象讓我很不理解，現任日本政府好像對中國人民對70年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任何譴責都很敏感。

　　近年中日民間相互的好感度相當低。根據最近日本 “言論NPO”和中國國際出版集團聯合調查的結果，情況略有好轉，兩國民眾印象不好的比重下降了一點點，但是仍然在80%左右。同時，雙方70%的人都認為兩國關系重要。

　　上周我參加了中國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座談，大家有很多困惑，比如，如何看中國對日本的外交政策目標？日本的對華政策目標是什么？我們兩國相互政策目標的重合點在哪里？對不重合的地方該怎么辦？我想，如果中日要擺脫目前這個負面議題主導的漩渦，需要對兩國關系中的許多問題有比較清楚的判斷，最好能有些共識。當然，首先，中日能否相互傾聽是關鍵，不能一門心思只從自己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

　　中日雙方也需要考慮如何重拾改善和發展關系的地區視野。

　　東亞區域合作曾是我們這個地區共同的驕傲。歐洲一體化走的是制度模式和價值體系類同國家，超越地緣分歧，一步步深化聯盟的路子，而東亞走的則是跨越制度和價值鴻溝，多重構建、梯次整合的路子。從這個意義上講，對人類社會的啟示意義不亞于歐洲。

　　東亞最具多元和寬容特點。我90年代在柬埔寨維和時，一次在西貢休假，漫步街道中，走進一個大堂，里面供奉著各路“神明”，有佛像，有穆斯林做禮拜的地毯，也有圣母瑪利亞和耶穌的畫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這里和諧相處、各拜其神，讓我深為觸動，別的地方恐怕很難看到。

　　正是秉承寬容精神，東亞各國經過30多年的努力，逐步形成了縱橫交叉的“同心圓”合作架構。以東盟為中心，以10+1、10+3合作為主渠道，由10+6對話(東亞峰會)構成外延。中日都支持東盟發揮主導作用，雖然是“小馬拉大車”，但也挺有效果。我們同時構建起蓬蓬勃勃的中日韓合作。

　　現在中國-東盟自貿區要升級了，中韓自貿區也達成了，中日韓自貿談判和16個國家參加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談判也已經開啟。日本也同多個東盟成員國簽署了區域貿易協定。

　　東亞區域合作和市場的整合與全球化是順勢和同節奏的，我們成功地趕上了全球經濟結構調整的大潮，而且從中受益，許多國家的競爭力得到提升，東亞也反哺了經濟全球化進程。

　　從1985年到2014年，全球經濟總規模增長了6.2倍，而東亞經濟體(東盟+中日韓)的經濟總規模擴大了9.3倍，30年前，東亞經濟體占世界經濟的比重不到17%，現在達到25%，可以說是四分天下有其一了。

　　亞洲區域合作之所以取得這般非凡成就，中國和日本都做出了巨大貢獻。從上世紀90年代后半程到本世紀初，中日兩國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抱負一直非常接近、努力也合拍，那也恰是東亞合作機制建設突飛猛進、各種創意層出不窮的時代。當時中國和日本出席東亞會議的代表團，都比著拿好主意，出創意。

　　然而，近年東亞合作似乎不那么引人注目了，東亞會議往往被負面議題遮蔽。前幾天美國智庫學者問我，中國的東亞政策一直特別有效，好像2008年開始突然轉向，是什么原因？

　　我不認為中國的地區政策發生了變化，但是確實有多種作用力在沖擊東亞合作進程。地區爭議問題突出帶來干擾，美國“重返亞太”強調安全議題增加復雜因素，國際金融危機也肯定會影響到區域發展。而中日兩個東亞合作的重要推手相互關系緊張，對東亞合作必然有負面影響。現在兩國代表團在東亞會議上很難再去商量怎么推動地區合作了，更多恐怕是彼此的回避和懷疑。

　　在東亞區域合作平臺上，過去大家是有默契的，就是要優先合作與發展議程，但現在這個傳統被打破了，每次各國領導人難得一聚，卻是常常被負面議題牽扯過多精力。中日韓三國首腦會議更是中斷三年。

　　中國與東盟的關系受到南沙爭端的嚴重干擾。前幾天一位新加波資深國際法專家說，所有《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OC)成員都沒有遵循承諾。我說你總要區分一下哪些國家是主動挑釁，哪些國家是應對吧。而這正是問題的要害。個別東盟國家偏離2001年簽署的DOC原則，在南海采取挑釁言論和行動，中方不能不做出強有力的回應，一方面維護自己的利益，另外一方面也是為了遏制進一步的挑釁。東盟顯然難以約束自己的成員，有的國家還拉日本和美國為他們站臺。中國支持東盟聯合自強，但無法支持東盟國家聯手損害中國利益。

　　在南海問題上，中國和日本都是貿易大國，因此對西太航線的自由和安全高度依賴和關注，這應是中日的共識點而不是分歧點。但日本在爭議問題上表現出的偏袒態度，進一步刺激了中國人對日方意圖的警惕。

　　東亞合作平臺上的“退行性”變化，將削弱本地區的競爭力，中日都不可能從中獲益。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自己肩上的責任，應合作推動東亞進程重獲勢頭，最終也符合兩國的利益。

　　正如習近平主席講的，“只有合作共贏才能辦大事、辦好事、辦長久之事”。中國需要堅定自己推動東亞區域合作的信念。中方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一定程度上也源于在東亞合作中積累起來的靈感和經驗，這些新議程的推進，將為東亞合作提供更為寬廣的舞臺。當前重要的是，要引導地區議程回歸積極內容，重新由合作事務主導，而不是總被消極和爭議的問題把持。期待中日關系和東亞合作早日回到敞開心扉地對話、寬容互惠地合作的軌道上來。

　　前不久楊潔篪國務委員赴東京出席了中日第二次高級別政治對話，釋放出希望兩國為關系改善共同努力的信號。中日韓首腦會議也有望下月初在首爾舉行。所以，形勢的發展令人可以保持謹慎的樂觀。( 傅瑩 作者為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 (“人民日報評論”微信公眾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