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城永遠不會忘記兩個屈辱時刻：1937年8月31日，6架日機首襲，炮火在土地上肆意踐踏，平民百姓逃難奔走；1938年10月21日凌晨，日軍先頭部隊長驅直入廣州城，從此，這座昔日商業繁榮的城市整整7年處于敵人的法西斯統治之下。
日軍占領廣州之后就開始燒殺搶掠。漢奸四處縱火，數十條街道被焚毀，繁華商業區頓成瓦礫場；城內商店被洗劫一空，省營民營工廠悉數被日軍占據或劫遷，普通民房亦難逃厄運，連食品家具被褥都成為被搶對象……對于廣州來說，這只是苦難的開始。
喪國之辱
見日軍站崗要鞠躬 動作稍慢被扇巴掌
廣州市淪陷后，全市商店關門停業，無法逃往內地避難的市民，個個都躲在家里，不敢外出。整個廣州城，行人絕蹤，形如鬼域。
白天，日軍到處拍門搜索“花姑娘”強奸婦女。根據部分街道的資料，逢源西路有名70多歲的老婦人留守家中，敵軍闖進，竟然將她按倒強奸，任她凄慘哭喊，敵人也不管不顧。光孝路有一名孕婦，遇到敵軍數人尾隨回家，其丈夫即遭到驅禁，孕婦被肆意輪奸。敵人臨走時擲下軍票數角，說給錢就不是強奸。日軍看到想要的物件，隨便拿走，市民稍有抵抗即被毆打槍擊，事主對之，無可奈何。
更令人憎恨的是“廣州市治安維持會”(日偽漢奸政權)，為虎作倀，四處勒索。入夜，盜賊破門搶劫財物，大新(百貨)公司、西堤二馬路一帶街道(即今文化公園地址)、黃沙、永漢北路(北京路)等地的房屋，均被火燒毀。
戰爭鐵蹄下，何人能幸存？為生存，普通居民只能忍聲吞氣，硬著頭皮外出“揾食”。見日軍在市內各重要的交通路口，設有哨兵站崗，凡中國人路經哨崗時，均要面對日本兵立正鞠躬，否則就被槍殺或抓去折磨，結果往往九死一生。
80歲高齡的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黃天驥深刻記得，淪陷時期，哨兵站崗被日軍以滿布倒鉤的鐵馬攔擋，只留下窄窄通道作關卡。市民首先要向鬼子鞠躬致敬，跟著要遞上“良民證”，然后舉起兩手，讓鬼子搜身檢查。當時，黃天驥瞥見一個市民動作稍慢，便被鬼子一巴掌打翻在地，“亡國之民何其屈辱”。
蝕骨之饑
米價一日貴過一日 豇豆摻米充粥吃
餓，是淪陷期百姓生活的常態。農民棄田外逃，田園四處荒蕪，糧食大量短缺。廣州市民經常缺衣少食，餓死的路尸、棄嬰在街頭巷尾隨處可見。日偽雖為裝點門面在市內設立施粥點，但杯水車薪且稀粥如水，無濟于事。
饑餓的回憶，化在《人民日報》海外版原副總編輯鄭榮來的心酸文字里。他4歲那年，一家狼狽逃難至番禺的欖核鎮，孩子們年幼無知，老是鬧著要吃干米飯，可米價一天比一天貴，大人沒辦法，只好用豇豆摻米做粥糊弄著吃。讓大人心急的是，不久糧店關了門，連高價米都買不著了，眼看就要沒米下鍋，父母愁得整天唉聲嘆氣。
有一天，聽說農村正在搶收稻子，許多難民都去拾稻穗，父母慌忙帶著孩子們也跟著去了。來到一家大戶人家的稻地，只見一大片水稻田里，地主雇用的一幫人在田里搶著捆扎稻子。農民們都蹲在四周的地上，等候稻子捆收完畢，田主把哨子一吹，拾稻穗的人就蜂擁而下，去撿水田里遺漏的稻穗。所有人都跟搶似的，眼明手快的就能撿得多，等撿到太陽快下山時，田主又吹起哨子，催大家把拾到的稻穗送到地頭。
原來，所撿到的剩谷，大約十分之三要交給田主。鄭榮來那時太小，下不了水田，就待在地頭玩泥團，用它滾粘碼頭上撒落在地的谷粒，然后交大人用簸箕放水里淘洗出來。就這樣，一家人去撿了七八天，每天十多斤，回來曬干碾成米，總算是救了急。
在那段艱難的日子里，家里饑一頓飽一頓，幾個月后母親便病逝了。那時她才29歲，家里沒錢也沒藥。戰爭下百姓妻離子散、國破家亡，又有幾多人間冤屈。
學者研究
日軍廣州活體解剖
悄然殺害港粵人民
“那是活體，心臟仍在跳動，為了止血用鉗子鉗制血管。把血管拉出來在顯微鏡下觀看，只見紅血球和白血球都聚攏成簇。心臟跳動時它們就滾動。地下室里有浸尸體的水槽和很多用福爾馬林浸泡、裝在壇子或大瓶子里的頭顱、內臟標本很多。被解剖有50個以上。”
——日本民間友好人士糟川良谷關于日軍細菌戰實地調查的訪問記錄
廣州日報訊 (記者陳向軍)1942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日軍在東北有臭名昭著的“731”部隊，在廣州也有一支“波字第8604”細菌部隊。它以當年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為本部，用粵港難民進行活人試驗、活體解剖，開展細菌實驗、進行細菌戰，短短數年間悄無聲息地殺害港粵人民。在廣州，學者沙東迅從1994年就開始調查這段塵封罪惡，歷時二十余年。近日《說吧》欄目對話沙東迅，由他的講述揭開一系列歷史秘聞。
百姓浮生
黃包車
“包租頭”抽成 車夫賣苦力
談到普通百姓在淪陷期間的工作生活，史料記載，少壯者有為敵人造泥工(土方)，建筑防御工事或開辟及修理飛機場等，以謀生活。有產業在淪陷區者，多回來辦業權登記或拍賣產業，以維持生活。
由于市內逃難頻頻，需要交通工具者眾，據了解，從1938年10月淪陷起，直到1945年8月，這七年的時間，客運、貨運的交通工具，幾乎沒有一輛機動車，全靠人力車運載。從事拉“黃包車”的工人群體越來越多，收費沒有固定標準，按習慣計價，大約由第十甫至西濠口收一角五分至二角。
當時經營和出租人力“黃包車”的，有福安、利昌、永平、厚興、榮利等五間公司。這五間公司，均設在西湖路一帶，最旺盛時期，大約有5000輛車左右，由偽政府公用局人力車組合——這個機構管理，凡從事拉“黃包車”的工人，均要先領取駕駛執照，才準接運乘客。領取駕駛執照的手續，由出租“黃包車”公司，介紹到人力車組合，填具申請表，表上要覓具商店蓋章，經偽政府公用局批準后，才發給執照。
但是拉“黃包車”的工人，在領取駕駛執照時，要覓具商店蓋章擔保，大多數拉車工人，都是貧苦大眾，在當時社會沒有人看得起他們，怎能找商店蓋章擔保自己。因此，出現租賃“黃包車”的“包租頭”，他們是有地方勢力為靠山的，代覓商店蓋章擔保。凡經過“包租頭”轉租的車，每部車每天租金用二至三角軍用票計算。車輛租用后，維修、保養等費用，均由承租工人負責。
從這筆經濟賬來看，淪陷時期“揾食”之艱，不可謂不艱難。于是，市面出現了木制“大板車”和“豬籠車”兩種，不用領取駕駛執照，只要有力氣就可以租來拉。
鴉片
開賭開煙荼毒百姓
1939年初，隨著附近各鄉相繼淪陷，逃往各鄉避難的市民，又陸續返回廣州。敵偽雙方皆宣稱要繁榮廣州、開賭開煙。
據史料，1938年漢奸占用了廣州十三行華南銀行地址成立福民堂，二樓用作辦公廠，樓下用作工場，承辦全省淪陷區鴉片煙膏專賣。1942年，鴉片煙毒至此蔓延漸廣，不論貧富的老百姓或機關的公務員吸食者漸多，幾乎形成了一種風氣，在工作時打瞌睡者日多。
百姓實在不忍，奔走呼吁，要求當局禁絕鴉片。汪偽政權假意承諾，成立廣東禁煙局。但親歷者許耀震曾在1940年~1945年于汪偽政權的廣東禁煙局任檢查員，他撰寫回憶錄，大聲抨擊當時的黑歷史：“實際無一不是與他們所宣揚的背道而馳，擴大鴉片的經營以中飽私囊。”
他說，當時禁煙局與戒煙藥膏專賣所，他們銷售的戒煙藥膏，恰恰就是鴉片煙膏；發起所謂的“鏟煙苗運動”，用大卡車數輛滿載砍倒的罌粟，掛大幅橫額寫有“廣東省禁煙局鏟煙苗隊”巡游市內，耀武揚威。實際上，罌粟按時節確實要砍倒，而禁煙局不過是到鄉下收割果實，收取煙土，干著“掛羊頭賣狗肉”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