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受表彰的102名全國優秀縣委書記中，湖北巴東縣委書記陳行甲絕對算是輿論熱捧的政治明星。因為在縣紀委全體(擴大)會議上的犀利發言，這名擁有清華大學碩士學歷的44歲官員走紅網絡，也讓巴東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

　　這篇近8000字的發言可以在巴東縣委官網上看到。陳行甲用詞辛辣，把貧困縣干部插手工程比作“摁著叫花子撥眼屎”，連聲追問“怎么狠得下心”、“怎么下得去手”，更吸引媒體目光的是，他自曝“家丑”，稱調查腐敗案件時總有人通風報信，甚至連他本人也遭受威脅。

　　然而，陳行甲并不愿被貼上反腐斗士的標簽。在他看來，當前中央大力反腐，因此巴東從嚴治黨非常正常，不值得濃墨重彩地渲染；他還認為，有的文章太突出他個人、太突出反腐，“好像天下就我一個人清白”，這并不是最真實、最完整的自己。

　　與發言稿中咄咄逼人的架勢相比，接受采訪的陳行甲語氣平和。這位出身農村、從發達地區交流至貧困山區的地方主官更想展現給外界的，是對鄉村社會的治理思路。

　　我內心見不得窮人受苦

　　中國青年報：最近在媒體上看到了很多關于你和巴東反腐的報道。

　　陳行甲：我現在被媒體貼上了“反腐斗士”的標簽，實際上我非常不愿意看到這個局面。因為，中央在反腐，那么大的力度，打任何一個老虎都是不留情的，我們這抓一些副縣級領導、局長，這太理所應當了吧？就算巴東是貧困縣，過去的腐敗比較多，現在打了一批，也完全是和“人活著要吃飯”一樣，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媒體濃墨重彩地渲染，而且有的有“標題黨”的作風，怎么嚇人怎么來。

　　過去巴東的政治生態、社會生態有問題，我承認，我也做了些事。我希望不要再炒反腐。我們巴東遠有更有說頭的地方。

　　中國青年報：這些報道給你帶來了輿論壓力或者誤解？

　　陳行甲：是的。你看，這又有人發來了微信評論文章：“讀好官新聞，最怕遇到一種陷阱：今天你為好官的事跡淚眼婆娑，明天他就落馬了。”說實話，媒體這么搞，我以后會待不下去了，好像就你一個好，別人都壞，好像天下皆濁唯你獨清。你這不是逼我當屈原嗎？當屈原最后的結果是什么？不能這樣。

　　中國青年報：那你覺得真實的你是怎么樣的？

　　陳行甲：前幾天有記者問我，你說過要做有信仰的人，你的信仰從何而來？我說，從小而來。我是從窮地方走出來的人，被別人所需要的感受，讓我愿意有所放棄。我內心見不得窮人受苦，這是我媽媽教給我的，這就是我母親的遺像(手指著辦公室的書柜)。

　　我們村有一個王伯娘，你看過余華的《活著》嗎，這十幾二十年間，我看到王伯娘家的人一個一個死去，和余華說的一樣，病死的，自殺的，偷錢被人打死的，賣血得了艾滋病死的。印象中王伯娘的男人到處咳、到處吐，佝僂著背，拿個煙斗，王伯娘永遠是蓬頭垢面，喜歡哭，很不受人待見。幾乎所有人瞧不起他們，給人的感覺就是僅僅活著而已。

　　他們經常到我們家借鹽吃，鹽啊，沒到活不下去的日子怎么會借鹽？我媽媽沒讓他們空手回去過。她的三女兒，媒人帶她去認門，那是高山邊遠地區，她沒有衣服，我媽媽把暗紅色的的確良送給了她。他們是中國最貧困、最底層的縮影，我母親幫他們保留了最后的尊嚴。這種言傳身教融在我的血液里，所以，我感覺農村對我有一種召喚，鄉親很需要我。

　　我覺得這是最真實的我。我愿意被這樣報道，而不愿意被塑造成反腐斗士。至于從嚴治黨，我們是做了一些工作，但被媒體過度報道了。

　　中國青年報：你反復強調“不希望輿論把我從反腐英雄方面逼”，為什么開會時又說自己“從小就有英雄情結”，“夢想有朝一日白馬輕裘仗劍天涯”，“斬妖除魔懲惡揚善”，并且說“這一次，雖千萬人，吾往矣”？你是怕了嗎？

　　陳行甲：不怕！反腐絕對是應該的，是為官的底線。我只是覺得，只渲染這一點反而會把更重要的事情稀釋了，比如說我對鄉村治理的思考和探索。再有腐敗分子撞到我手上，照樣該“斬”的“斬”。

　　“今后我是你家的親戚了”這句話成了標配

　　中國青年報：來巴東之前有什么預想？

　　陳行甲：對巴東一無所知。當時上網搜索，鄧玉嬌事件、水布埡翻船、冉建新事件，負面新聞一年一次，轟動全國，簡直觸目驚心。但是，這兩年政治生態真的在改變，干部講規矩多了，群眾平和多了，特明顯。

　　中國青年報：你最初如何去了解巴東？

　　陳行甲：我來的時候搞過一個“縣委書記邊界行”。巴東非常大，過去寇準在這兒任縣令，說八百里巴東，我原以為是詩意的表達，來了才知道真的是八百里。我從最邊遠的村開始走，到村里面必須看這個村最窮的地方，第二個我要去看學校，第三個看這個村的產業發展。

　　在貧困山區，教育極其重要。我是從村辦小學走出來的。小時候，我上的是復式班，一二年級在同一個教室，老師一年級講完，畫一條線，到二年級去講。可以說教育改變了我的人生，大山里這些孩子們無論將來做什么，能飛多遠、飛多高，教育都是最基本的。

　　中國青年報：巴東搞了“干部結窮親”的活動，聽說你每到一個村都會問村民“干部有沒有來”。他們究竟去了沒有？

　　陳行甲：還好，這點是我最欣慰的地方，我們的干部是真結。我結的對象是艾滋病孩子小明明，我去的時候跟他們家說“今后我是你家的親戚了”。這句話成了媒體報道的標題。從第二三天開始，干部爭先恐后下去，都說了這句話“今后我是你家的親戚了”，這句話成了標配。

　　我的成就感就在這里，我的幸福就在這里，我可以為大家做事，可以為大家立標本。這是我當縣委書記最大的成就感。

　　中國青年報：為什么這是最大的成就感？

　　陳行甲：改變一個人或者一批人的命運，會讓我心里感到特別美好。我最初去看小明明的時候，他頭上都是瘡，艾滋病的疤痕，差不多處于等死的狀況。他的奶奶對我說，小明明沒有玩伴。他奶奶說這話的時候，眼睛那種絕望都沒有眼淚。

　　我給小明明聯系了一家慈善機構，邊治療邊上課。放假回來，他奶奶非常快樂，說這怎么得了，怎么辦，這孩子現在說普通話我都聽不懂。他的語文98.5分，數學95分。我覺得，因為我的出現，這個人改變了，這是我人生很圓滿的一種體驗。

　　城鄉社會的撕裂需要我們想辦法

　　中國青年報：很多干部都提到你主導的“農民辦事不出村”。怎么保證不人走政息？

　　陳行甲：7月7日我要搞一個“鄉村信息趕集”的試點，升級我的“農民辦事不出村”。我已經把網絡連到村里了，在村里設兩個受理員，每個星期兩個時間在村里坐班，通過受理員把農民辦事需要的證件掃描、上網傳輸到縣里，縣里內網辦理完再外網反饋。

　　這事成了中央的典型，上了“焦點訪談”、“新聞聯播”，現在關鍵是如何保證不人走政息。我覺得關鍵在這個受理員能不能穩得住，他必須是村里的人，會簡單操作電腦，基本正直。我放了21個部門87件事情到村里受理，攤到每個家庭一年就辦三四次，一個村通常就三百戶左右的家庭，一年能有多少業務受理，撐不撐得起這個人的收入？我們給他的待遇是一年5000元，太低了，辦一單業務有一點獎勵收入，也不高。

　　我在我的任上強力主導、這事也許可以搞下去，但將來長遠的發展何在？我選了一個標本村，巴東最邊遠的地方，界河村，在湖北、重慶交界。我提的就是“全面升級農民辦事不出村，打造信息化新農村”。如果試點成功，對中國鄉村有標本性意義。鄉村趕集過去是到集鎮上去趕集，現在我是把東西送到中心村去，信息趕集，不用去集鎮趕集。我會放大量優惠出來，有很多商品，你在那兒買就行，只要買東西賣東西就有中介費用。我的受理員不開店，沒有租金了，但別人買賣東西，哪怕100元，你也能得到中介費用。

　　中國青年報：賣的東西哪里來？

　　陳行甲：我有個詳細的計劃。我成功說服了一家大的農村電商服務平臺和巴東縣委合作，其他地方也有農村電商，但我的“鄉村信息趕集”絕對是原創。這能幫老百姓穩定下來，更重要的意義在于，這是對中國山區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命。

　　中國青年報：為什么說是山區生活方式的革命？

　　陳行甲：貴州畢節四個孩子死亡的悲劇出現之后，我看過很多評論文章，最到位的評論是，悲劇發生的根本原因不是貧困而是社會的撕裂。你想，中國有5200萬留守兒童，很多人近一年難得見一次父母，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為什么中國農村越來越凋敝，為什么外出打工帶出去的二代寧愿在城市流浪而不回鄉村？問題在于鄉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經越來越落后于時代。

　　十幾年前在清華大學上學的時候，我的導師胡鞍鋼預測，下一步導致中國貧富差距拉大的元兇，將是數字鴻溝。現實無比殘忍地證明了這個論斷。如果網店開進了村，我們的無污染食品可以通過互聯網賣出去，在村里可以到網店買任何東西，生產方式到這步的時候，我們農村的山清水秀鳥語花香，就會倒吸他們回來。

　　這是我從發達地區到山區后，對鄉村社會的思考，對鄉村治理的探索。巴東這么多貧窮的人口，我總不能一個一個去幫，我這里的干部也只有1000多人，遠遠不夠。要從根子上扶貧，就要改變鄉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這就是我現在的思路。

　　中國青年報：這思路從什么時候開始有的？以后想做些什么？

　　陳行甲：來巴東之后一直都有，反腐僅僅是很小的一部分工作。我們的巴東，最大的資本是我們的大山大水，有一種大美，最大的亮點是發展旅游。過去交通不方便，現在我們有突破性的進展，還請多幫我們推介。(記者 盧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