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民營公司喜歡聘用官員的妻子或兒女，因為可以利用官員的關系和資源，從而謀得更大的利益。

　　隨著國家在上海開始試行如何規范領導干部配偶、子女經商辦企業的行為后，這種現象將被遏制。上海規定：今后市級領導干部的配偶不得經商辦企業，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上海經商辦企業。對違反該規定的領導干部，或由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主動退出經商辦企業活動，或由本人辭去現任職務。不如實報告或未及時糾正的，按有關規定給予組織處理或紀律處分。涉嫌違法的，移送有關機關處理。

　　眾所周知，上海的這個規定，針對的是早已在民間引起爭議的“一家兩制”現象。按照民間的說法，一家兩制指的是夫妻二人中，一人在行政機關或事業單位工作，另一人在民營公司從事管理工作。這種“一家兩制”可能形成的利益輸送，比其他官商勾結更隱蔽，危害更大，因為這是一種以親情做基礎的利益共同體，是一種家族式腐敗。比如許多民營公司喜歡聘用官員的妻子或兒女，就是因為可以利用官員的關系和資源，從而謀得利益。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與其他腐敗形式相比，這類腐敗的危害為何更大更深？

　　家族腐敗，衍生畸形的官場生態

　　家族腐敗在社會上造成的最大不良影響便是滋生不勞而獲和仇富的思想，讓人們的心態失衡，不再崇尚誠實勞動，而是崇尚權力與金錢。

　　“蘇榮腐敗案不僅具有其他腐敗分子共性特征，還有一些更為突出的表現，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不僅自身腐敗，還縱容家人親屬，擅權干政，利用影響力尋租，搞家族式腐敗。”在成為十八大之后第一位落馬的副國級官員后，原全國政協副主席、原江西省委書記蘇榮被他的繼任者、現任江西省委書記強衛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如此評價道。

　　據媒體公開報道，涉嫌受賄被判死緩的原江西新余市人大主任周建華去年實名舉報稱，蘇榮的妻子利用丈夫的影響力，聯合原新余市委領導，干預新余市的土地買賣、工程招標，涉及金額數十億。數額之大，令人咋舌。無疑，蘇榮腐敗案屬于典型的由于一家兩制而導致的家族腐敗案。

　　高層之外，這種全家齊上陣的腐敗方式在基層已經見諸報端的腐敗案件中更是引人注目。在山西運城的“房媳”事件中，以“房媳”張彥、公公孫太平為核心的運城孫家同樣也是類似特點。“房媳”張彥因兩個戶口和多套房產被停職調查。在她的背后是以運城市原財政局局長孫太平為核心的“官員家族”——“房媳”丈夫孫宏軍是原夏縣公安局局長，孫家成員及親屬至少15人在運城市擔任官員、公務員或國企領導。不僅如此，孫家還與當地其他勢力龐大的家族聯姻，例如孫太平大女婿的家族也是權勢顯赫。與此相伴隨的結果則是，隨著家族中最有權勢的那一人的倒臺，全家人那種“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美夢瞬間破滅，一起去蹲了牢房。

　　“所謂家族式腐敗，是基于血親或者姻親關系而形成的利益共同體，他們相互勾結，把崗位所賦予的權力用于侵吞國家、社會財富，以謀取家族私利。”西北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張煒達說，公共權力是一種稀缺資源，一旦擁有它的人不為民服務，讓權力在近親中繁殖，為家人親友謀利同時形成權力與財富的循環互動，使得權利家族化，家族權力化，將會衍生出畸形的官場生態，法律、制度被玩弄于鼓掌。

　　今年“五一”期間，由中宣部組織拍攝的紀錄片《勞動鑄就中國夢》在央視熱播，其所表達的核心主題便是“勞動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根本力量”。在張煒達看來，以一家“兩制”為代表的家族腐敗在社會上造成的最大不良影響便是滋生不勞而獲和仇富的思想，讓人們的心態失衡，不再崇尚誠實勞動，而是崇尚權力與金錢。當腐敗變成一種世俗的風氣，無疑是社會的巨大倒退。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院吳波在《家族式腐敗的政治邏輯》指出，作為群體式腐敗的一種，家族式腐敗將會造成執政黨內部的“山頭主義”和“圈子文化”。由于無論是以血緣或姻緣聯結而成的政治家族還是依靠其他因素聯結而成的官僚集團，其成員之間都是典型的人身依附關系，這就使得嚴肅的黨內政治生活嚴重趨于庸俗化，現實政治運行中逐步形成一種“擇劣機制”和“排憂機制”。

　　人情誘惑，難守住心中那根紅線

　　很多官員，在外的時候還能堅持原則，嚴守黨紀國法，一旦回到家中，對妻子無比信任，對兒女無比溺愛，不經意間便邁過了心里那根紅線。

　　為官者不易，總是容易受到各方糖衣炮彈的攻擊。今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同中央黨校第一期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進行座談時，曾提醒縣委書記們說，要加強對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教育和約束，要求他們守德守紀守法。他說，自己不貪不占，還要管好身邊人，“身邊人害我們這些為官者的不在少數，被老婆‘拉下水’、被孩子‘拉下水’、被身邊秘書和其他身邊人如七大姑八大姨‘拉下水’”。

　　“我們的官員從整體上講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背后所承載的是幾千年的倫理綱常，個別人骨子里依然存有那種‘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封妻蔭子’的封建糟粕。改革開放后，在市場和資本的催化下，家族腐敗重新找到了它的溫床。”陜西省社會科學院政治與法律研究所所長郭興全分析，一家“兩制”之下，官員很容易模糊掉公私界限和情法界限，使得公共權力家庭化、公共決策生活化。在未能對“一把手”形成有效監督的情況下，就像坊間所說，“小事情開大會，大事情開小會，關鍵事情不開會”。

　　正是親情和血緣的紐帶，使得這個利益共同體異常穩固，貪腐方式更加隱蔽。回首這些年被查出的腐敗官員，幾乎都是拔出蘿卜帶出泥，如河北省委原書記程維高縱容其子非法經商，蘇州市原副市長姜人杰利用其主管城建的便利為其子經商提供方便。

　　“很多官員，在外的時候還能堅持原則，嚴守黨紀國法，一旦回到家中，對妻子無比信任，對兒女無比溺愛，不經意間便邁過了心里那根紅線，不知不覺滑向腐敗的深淵。”張煒達認為家庭貪腐從官員自身而言有下列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自身修養不夠，抵抗不了日益增多的誘惑，主觀上放縱自己；二是家人給予的壓力過大；三是家庭成員相互間溝通不足，為官者對自己的“后院”疏于管理，等到發現問題，又極易犯包庇和放任的錯誤。

　　微觀層面的問題，伴之以特殊的干部選拔任用制度，權力很難得到有效的監督和制約，“火箭提拔”、“蘿卜招聘”等弊端就開始顯現，使得官場生態近親繁殖，權力變得家族化。一旦發生腐敗很容易形成一張張腐敗網，一個個腐敗集團。另外，當下我國市場經濟中公平競爭的環境還未完全建立，利用權力尋租甚至惡意競爭的現象比較突出。一些家族化的腐敗勢力甚至是以推進改革和發展地方經濟為借口，依靠權力打擊對手，中飽私囊，投機取巧，大發橫財。

　　徹底清除，需全方位的長效機制

　　“人管人累死人，制度管人管靈魂。陜西省委出臺的一系列決定，為治理一直以來存在的一家“兩制”現象提供了一個制度上的藍本。

　　對于屢屢爆出的一家“兩制”現象，國家的政策一直是趨于禁止的。在這一點上，陜西省這兩年的努力可謂成效顯著。

　　2014年6月，陜西省委出臺《市縣黨政領導干部在工作地安家的意見》和《關于對新提拔領導干部實行個人重大事項和家庭財產申報備案的意見》等規定。前一個政策要求新提拔的市縣黨政領導干部，要以在工作地安家作為前置條件；已任的尚未在工作地安家的，要逐步實現就地安家；決不允許把家安在賓館、酒店、招待所；后一個要求對新提拔領導干部實行個人重大事項和家庭財產申報備案，將申報對象范圍從省管干部延伸到省直機關正處級干部。申報的內容則涉及非常廣，包括申報本人及其配偶和共同生活子女所屬的財產，具體包括：房產、車輛、銀行存款、有價證券(含股票、期貨、基金、債券、投資型保險以及其他金融理財產品等)。

　　陜西省委出臺的上述政策，為治理一直以來存在的一家“兩制”現象提供了一個制度上的藍本。“人管人累死人，制度管人管靈魂。”陜西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部長毛萬春在去年6月召開的一次落實省委從嚴管理干部要求座談會上的這句話頗具意味。

　　對于一家“兩制”的治理，郭興全認為，一方面黨中央得高舉“將權力關進籠子”的大旗，在制度上完善各項干部管理制度，特別是把掛在墻上的制度變成活的，堅決執行；另一方面，在事后的懲罰機制上，黨紀一定要嚴于國法。“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一個地方黨政系統的良好政治生態，緊防出現‘擇劣機制’和‘排優機制’。”郭興全說，權力得到監督，透明、陽光地運作，包括家庭腐敗在內的貪腐的根由也就不存在了。

　　在制度上完善的同時，張煒達認為家風建設和領導者個人素養的提高也同樣重要。因為對家庭而言，官員通常是一個家族中的佼佼者，他的行為方式對于親戚朋友具有一種示范和教育的作用。自己正，家人才能正。正如古人所說，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治理如一家兩制式的家庭腐敗，畢其功于一役的可能性不大，建立一種全方位的長效治理機制才是上策。”張煒達說。(記者 張權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