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上世紀40年代的影像資料,深深地震撼著向隆萬。這是他的父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官向哲浚在東京審判庭審時的一段錄像。“錄像里的父親太讓我意外了,他是那么不容侵犯,他是那樣神圣地代表中國人站在歷史里”。

　　作為中國檢察官,向哲浚參加了東京審判的全過程。“他是帶著國仇家恨參加東京審判的?！毕蚵∪f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中國檢察官團隊的主要貢獻是起草《起訴書》,其中55項罪行中有44項與日本侵華有關；提出大量人證物證；進行有力的辯論反詰。

　　根據庭審記錄,向哲浚的10次發言貫穿檢察階段始末。當年的翻譯張培基教授認為,向哲浚法庭用詞特別嚴格,英語非常精彩,外國人都很折服。

　　父親打的每一張紙,都是日本侵略軍的累累罪行

　　向哲浚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官時,向隆萬只有5歲。“直到父親去世,我對他參加東京審判的細節幾乎一無所知”。

　　可是,有一個片斷深深印在幼年向隆萬的記憶里。

　　家里有一臺“雷明頓”牌古董機械式英文打字機,黑色機身,47個圓形按鍵。向哲浚每次從東京回家探親,總是匆忙吃完飯就坐在這臺打字機前,敲打出一頁又一頁英文資料。“后來才知道,父親打的每一張紙,都是日本侵略軍的累累罪行”。

　　1892年,向哲浚生于湖南寧鄉農戶,家境貧寒。甲午海戰與馬關條約,八國聯軍與辛丑條約,使向哲浚從小就立下報國強國的志向。

　　1917年,向哲浚赴美國留學,先后在耶魯大學文學院、法學院和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深造,獲得文學士和法學士學位。

　　1925年,回國后的向哲浚先后在北京大學、北京交通大學、北京法政大學任教。為了取消列強在中國租界享有領事裁判權的不平等條約,向哲浚參加了北大“收回法權籌備委員會”,并任法學權威王寵惠的秘書,1927年,王寵惠任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長,向哲浚隨他到南京任司法行政部秘書。第一件工作就是實現了取消“領事裁判權”的夙愿。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后,中國作為戰勝國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組建。根據外交部、司法行政部提名,12月8日向哲浚、梅汝璈二人被批準為遠東國際法庭我國代表。1946年2月7日向哲浚偕秘書裘劭恒到達東京,直到1948年11月閉庭之后才回國,參加了東京審判的全過程。

　　通過大量艱苦細致的調查取證,中國檢察官首先提出了11名罪大惡極甲級戰犯的名單,包括法西斯元兇東條英機,策劃“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的特務頭子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賢二,南京大屠殺的元兇松井石根等。

　　由于中國檢察官團隊以及國際檢察局同仁的努力,法庭接受了大量證詞與證據。經過中國法官梅汝璈以及法官中多數派的努力,1948年11月12日,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等7名罪大惡極的日本甲級戰犯被判處絞刑,并于1948年12月23日執行。

　　“從籌備到落幕,幾乎長達三年之久,父親參加了這一正義審判的全過程,見證了這段不可磨滅的歷史?！毕蚵∪f說。

　　從下列數據亦可以看到東京審判之艱難:

　　被起訴的甲級戰犯28名；開庭818次；審判記錄48412頁；出庭證人419名,書面證人779人,受理證據4300余件；判決書1213頁。

　　在向隆萬眼里,作為中國代表團主要負責人,父親和梅汝璈法官以及他們的同事,肩負億萬父老的囑托,面臨重大的壓力,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不辱使命。他們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從最近出版的80卷《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中,向隆萬發現向哲浚在法庭有20次講話,從1946年5月14日,即檢察階段伊始,到1948年4月16日,即檢察階段最后一天。所有講話都是基于確鑿的證據,很少情緒化言辭,體現了“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向哲浚這20次講話在庭審記錄中占306頁；而首席顧問倪征日奧講話16次,在庭審記錄中占626頁!

　　和收集書面證據相比,邀集證人出庭,難度更大。既要掌握被告人犯罪的真憑實據,又要有在法庭當眾表達的能力。盡管準備時間短,人手少,中國檢察組還是邀集了15名在中國的中外證人出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這些證人之中既有高官,又有受害人和見證人。

　　高官的代表是末代皇帝、偽“滿洲國”的“執政”溥儀,以及曾任北平市長的秦德純將軍。由于中國檢察官做了大量工作,兩人分別作證8天和4天,對日本侵略者在“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前后的罪行作了充分的揭發,在庭審記錄中分別占453頁和247頁之多。

　　華北鋼鐵公司陳大受和上海浦東電器公司的童受民先后出庭作證,揭露了日本經濟掠奪的嚴重罪行。

　　東京審判揭露出大量日本侵略罪行,其中最令世人震驚的是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檢方證人有11名,其中8名直接來自中國,既有受害人代表尚德義、伍長德、陳福寶、梁庭芳,更有4名見證人代表,特別是3位美籍證人威爾遜醫生、貝茨教授和馬吉牧師的證詞和攝制的紀錄片,紀錄了日軍燒殺搶劫強奸的真實場面,留下鐵證,給世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東京審判依照英美法系,檢方辯方都可以舉證,都可以邀集證人出庭。雙方辯護人都可以對被告人和證人質詢、反詰,互相之間還可辯論。法庭辯論之激烈,不亞于戰場上的槍林彈雨。僅舉一例,1947年10月6日開始進行板垣征四郎的個人辯護階段。中國檢察官向哲浚、首席顧問倪征日奧和顧問桂裕3位法學家代表檢方出場,輪番和被告人的兩名日籍辯護律師山田半藏、阪野淳吉以及3名美籍辯護律師庫寧漢、馬蒂斯、布魯克斯進行激烈辯論。按庭審紀錄統計,10月6日檢方3人共發言62次,辯方5人共發言93次,持續整整一天!

　　在收集東京審判史料時,向隆萬看到了當年庭審的影像資料。

　　有一段紀錄片正是上面舉到的辯論。日本律師山田半藏首先讀著1931年大阪株式會社的報告,說中國東北存在“反日活動”,向哲浚坐在一旁用同聲傳譯耳機聽著,突然表情嚴肅起來,山田發言還未結束,他就毫不猶豫地站到了話筒前,代表檢方,搶過話筒,嚴正拒絕日本律師的所謂“證據”。

　　向隆萬被深深震撼了,這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父親的另一面。

　　向隆萬出生時向哲浚快50歲了,印象里,父親總是慈祥儒雅,溫和謙恭,從來沒見他和誰紅過臉。

　　生命的后幾十年未能發揮法律專長,這是他的終生憾事

　　從1946年2月到1948年11月,向哲浚檢察官共發回函電83封,覆蓋了東京審判的全過程。1948年1月他給外交部長王世杰的信中特別提到,“職自奉命來此,辦理檢察事務,事繁人少,與在事各員,昕夕從公,未敢懈怠”,表達了中國檢察官團隊的心聲。

　　解放前夕,向哲浚拒絕了國民黨政府授予的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司法院大法官等要職,決心留在上海,回到他喜愛的教育崗位。

　　向哲浚匆匆租下銅仁路一套僅40多平方米的住房安頓下來,先后在東吳大學、大夏大學、復旦大學等校任教。1965年于上海財經學院退休,時任基礎部外語教研組主任。

　　自東京審判后,向哲浚始終沒有做回法律的本行。向隆萬從未聽他說過半句怨言,向哲浚也很少向人提起東京審判的經歷。老人在銅仁路的房子里一住就是38年,直到1987年病逝。

　　曾經有一位了解向哲浚經歷的朋友打趣地問:“向老,東京審判的檢察官有多大?”他只答了五個字:“代表國家啊!”

　　向隆萬告訴記者,上世紀80年代初,日本軍國主義陰魂不散,出現一系列丑惡言論和行徑,包括文部省修改教科書,出現否定東京審判的論調等。向哲浚怒不可遏,多次在不同場合發表義正辭嚴的談話,痛斥日本右翼妄圖復活軍國主義的可恥行徑。他還積極配合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籌建工作,介紹東京審判的許多情況。

　　1985年,93歲高齡的向哲浚對媒體說:“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在受到西方列強的無數次侵略戰爭中,只有抗日戰爭,才是中國第一次真正的勝利；只有東京審判,才使中國人民真正得以揚眉吐氣。”

　　向隆萬說,可惜對于父親向哲浚來說,改革開放的春風來得太遲了。1987年他病逝于上海,享年96歲。在他生命的后幾十年,未能發揮法律上的專長,這是他的終生憾事。如果可能,他一定愿意用他的學識和經驗,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再作奉獻。

　　對向隆萬而言,如果再早30年,就可以直接聆聽父親親口所述的記憶和感受,可惜已經不可能了。如果再早20年,精力要比現在旺盛得多。“我從退休以后開始搜集這些(東京審判)材料,雖然‘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卻常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嘆”。(記者廉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