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由于“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錯誤領導，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共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開始長征。經過長征前期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的準備，遵義會議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遵義會議最大限度體現了民主集中制原則，成為黨史上民主集中制的典范。

　　會上，“左”傾教條主義代表人物、中央主要負責人博古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歸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力量的強大，白區地下黨和各個革命根據地配合不夠等，不承認主要是因他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造成的。

　　周恩來在軍事問題的報告中，既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的錯誤，也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批評了博古和李德。這種在中央政治生活中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民主集中制的具體體現。

　　與會同志根據黨內監督制度，對博古進行了嚴厲批判。張聞天按照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提綱，系統批判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的長篇發言，重點批判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闡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提出在軍事上扭轉危局的方針。

　　在原則問題上進行思想斗爭，堅持真理，是遵義會議的亮點之一。王稼祥明確批評博古、李德的錯誤，堅決支持毛澤東正確意見，第一個提出由毛澤東領導黨和紅軍。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在發言中，均不同意博古的總結報告，同意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綱和意見。只有凱豐為博古、李德的錯誤辯解。而李德則拒絕接受批評。

　　遵義會議在充分發揚民主的基礎上，作出一系列具有歷史意義的決定，實現了中國革命的歷史性轉折。

　　(薛慶超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