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衛東的眼前是新疆的一個大型露天煤礦。那是一個深達200米的大坑，面積相當于8個足球場。挖掘機等工程車在四周來來回回，遠遠望去，它們變成了一個個黑點。置身于真實的煤礦開采現場，徐衛東感受到了爆破的震感和施工激起的煙塵。那些被稱為“黑金”的煤炭被裝上車，運往各地，最終被扔進鍋爐，用于工業生產或是家庭取暖。燃燒過后，這些黑色礦物最終將轉化為灰渣和煙氣。

　　作為一家國有能源企業的煤炭采購員，徐衛東熟知煤炭生產、運輸直至消費的全過程，但他不知道的是，1噸市價不過500多元的煤，令居民健康和生態環境付出的代價，折合成人民幣后會高達260元。

　　這一數字來自國際環保組織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在2014年11月發布的《2012煤炭真實成本報告》（下稱《報告》）。清華大學能源研究所、環保部環境規劃院等多家單位的學者參與了這項研究，他們試圖對中國的煤炭依賴所造成的一系列損害進行貨幣化的描述。“一個橘子、一個蘋果和一個香蕉，你不能把他們加起來，但轉化成貨幣后，他們的價值就能疊加了。”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副教授滕飛如此描述這一研究的初衷。

　　某種意義上，人們對煤炭帶來的環境和健康影響早已心知肚明，但這些負外部性從未被如此精細地量化過。根據這份《報告》，在2012年，我們為一噸煤付出的代價是260元，在結合煤炭消費量后，則當年的煤炭負外部性累積造成的損失約為9100億元，這幾乎相當于那一年新西蘭的國民生產總值。

　　這260元分配在生產、運輸和消費三個環節里，分別是66元、28元和166元

　　過去的一年多里，在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的一間會議室，來自清華大學、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中國水利水電科學院、北京大學醫學部、中國社科院、煤炭科學研究總院等7家權威研究機構的學者常常聚在一起,為同一件事展開討論：我們到底為煤炭付出了多少代價？

　　在滕飛的印象中，一次研究里匯集如此多重要機構的情況并不多見，來自不同行業不同領域的學者們常常要花上不少時間才能搞懂對方講的是什么，而這樣的安排源于此項研究的初衷：要通過貨幣化的方式直觀衡量我們為煤炭付出的代價，首先要完整地采集到煤炭在全生命周期中對環境和人體的影響。

　　正因如此，從煤炭生產、運輸到消費過程中的每個環節都不可或缺，整個研究如同走上一條長長的流水線，每個研究機構都有自己負責的“零部件”，而滕飛所在的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則負責協調和匯總，“我們要做的，是看看接口是否都能吻合，并完成最后的組裝”。

　　這次“組裝”歷時一年，最終的“成品”是一連串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數字：我們為每噸煤付出的健康和環境代價是260元。這260元分配在生產、運輸和消費三個環節里，分別是66元、28元和166元。

　　在《報告》里，最先出現的是生產環節的分析，這其中，占比最多的損失來自于水資源。“研究涉及煤炭開采時取用水的價格、破壞地下水的損失、廢水處理的成本以及引起的水土流失和土地塌陷等地質破壞損失。”這一部分研究的參與者是中國水利水電科學院的郝春灃。

　　在中國，從呼倫貝爾草原到黃河之濱，從黃土高原到天山腳下，煤炭和水資源呈逆向分布，煤炭資源聚集的地方往往缺水。《報告》得出的一個結論是，每開采1噸煤，水資源的損失是33元。 最突出的例子莫過于山西——山西之長在于煤，山西之短在于水，早在2005年，當地的一項研究就得出過結論：山西省因采煤漏水、礦井水排放等造成的經濟損失累計達300多億元。

　　生產端的損失除了水資源外，還有對生態的破壞。報告指出，目前中國每采1萬噸煤炭帶來的地表沉陷多達2666.67平方米，按照中國煤炭年產量30億噸計算，每年就有800平方公里土地遭到破壞——這些被破壞的生態系統所付出的成本被貨幣化后的結果是21元/噸煤。

　　生產環節后是損失達28元/噸煤的運輸環節。交通事故、噪聲和粉塵等外部損害都被納入其中，2012年中國的煤炭生產總量為36.5億噸，占全球產量的一半，而其中的大部分都要經過長途跋涉，從中國煤炭的生產端運輸到消費端。

　　煤炭對水、大氣、生態產生的破壞到了終端都是對人產生影響，最后都要落在人的健康結局上

　　當研究人員在實驗室里分析與煤炭相關的各項數據時，徐衛東正站在新疆的戈壁灘上望著冒煙的工廠。“這些年為了鼓勵新疆經濟的發展，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業從內地轉移進來。”因為多了些工廠和礦區，徐衛東開始抱怨戈壁灘的空氣大不如前，“以前戈壁灘上沒有霧，現在不一樣了。”

　　他的感受與研究者的判斷不謀而合。《報告》顯示，相較于生產和運輸環節損失的66元和28元，煤炭消費環節166元的代價最為驚人——這幾乎全部是對居民健康造成的損害——由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小川所帶領的團隊，主要負責測算煤炭消費過程中PM2.5造成的健康損失。

　　在這次測算中，潘小川的團隊將全國網格化的PM2.5濃度分布與人口網格疊加，并根據一種相關關系模型，推算出了2012年因煤PM2.5排放導致的超額死亡人數。其中包括腦卒中、缺血性心臟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肺癌四種疾病導致的超額死亡人數。

　　與燒煤的消費端相對的數據是，當年中國每開采100萬噸煤，死于礦難的人數是0.29。結合開采量計算，當年有1000多人喪命于煤炭生產端。 “這意味著燒一噸煤比挖一噸煤所付出的生命代價還要高。”滕飛坦言。

　　盡管占比最高，但在某種意義上，發生在消費端的“代價”卻因其不可測量性被長期忽視。

　　潘小川曾參與過一場環保公益訴訟。原告是一對父母，他們控告住所附近的排污企業造成了孩子的腦癱，法官當時問了潘小川一個問題，“你能100%確定嗎？如果是95%都不能算證據確鑿。”潘小川只能確定排污企業確實排出了某種污染物，而且有文獻表明，這種污染物能造成腦癱，但是不是那時的污染物造成的孩子腦癱，他們卻無法確認。

　　在2012年，潘小川曾出過一本書，書名叫《危險的呼吸》，封面上從中軸線延伸開來的紫禁城已看不清紅墻黃瓦。這本書的副標題是：PM2.5的健康危害和經濟損失評估研究。

　　“這次在之前測算的數據后面加了一個0。”潘小川告訴記者，數字之所以放大了10倍，是因為那時候只測算PM2.5產生的短期影響，這次則包含長期健康損失。

　　進行完初次測算后，潘小川的團隊與遠在美國的同行進行了長達2個多小時的視頻會議。美國健康影響研究所曾在權威醫學雜志《柳葉刀》上發布了一份《2010年全球疾病負擔評估》，其中提到2010年空氣污染在中國導致許多人過早死亡，潘小川借鑒了他們的測算模型。

　　身居北京的滕飛也能夠清晰地感受到霧霾帶來的影響，在這次研究中，他們確定了煤對PM2.5的貢獻率達到50%以上。

　　“我們關注一個事情，肯定是因為它對人產生了影響。煤炭對水、大氣、生態產生的破壞到了終端都是對人產生影響，最后都要落在人的健康結局上。”滕飛說。

　　在1噸定價500元的煤炭里，只有50多元是在為它造成的代價埋單

　　盡管260元的煤炭代價已經足夠震撼人心，但它很有可能是一個被低估的結果。

　　“我們的參數選擇比較保守。”滕飛說。在貨幣化的過程中，生命的價值如何判斷最容易引起爭議。這一次學者們采取的是世界銀行的標準，即一個人的生命價值是80萬元人民幣。“這已經超出了科學的研究范疇，屬于倫理的判斷。我們認為,這個數據是被低估的。”滕飛說。

　　在此之外，還有一些幾乎可以肯定的因煤炭產生的“代價”未被納入到評價體系中。潘小川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在測算對人體健康的影響時，他們只考慮了造成死亡的貨幣化損失，對于煤炭導致的疾病則未計算。

　　“因為缺乏數據。醫院里沒有系統的就醫數據，即便有數據也無法得知患病原因。此外，職業病的瞞報漏報現象也很嚴重。”潘小川告訴記者，此前他曾經做過類似的健康數據研究，但因為種種原因一直沒能發布出來。

　　在潘小川看來，盡管結果可能被低估，但這次研究至少提供了一個具體可感的數字，“貨幣化是管理方面的要求。只有換成錢，有關部門才能更直觀地考慮應該如何選擇”。

　　與為煤炭付出的高昂代價相比，此次《報告》得出的另一個重要結論是：在1噸定價500元的煤炭里，只有50多元是在為它造成的危害埋單，而且集中在生產端的稅費征收。一個更加讓人不太愿意看到的對比是，消費端造成的166元健康代價，只有5元/噸的排污費在為其埋單。

　　換言之，“隱藏”在價格之后的真實成本并沒有體現在煤炭的定價機制中，而這最終將導致市場的失靈與煤炭資源的過度使用，在《報告》研究的2012年，中國的煤炭消費總量為35.15億噸，世界第一。

　　這意味著，中國的經濟發展仍將高度依賴煤炭。在滕飛等研究者看來，在“不能想減立馬減”的情況下，當下之策是盡快制定合理的煤炭生產和消費的環境稅費，以利用價格手段減少煤炭的過度使用對環境和居民健康的損害。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份《報告》應運而生。學者們希望能提供一份明確的量化數據參考，讓政策制定者可以直觀地理解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費國要為煤炭付出的真實代價。

　　對于學者們作出的努力，遠在新疆的徐衛東并沒有聽說過。他仍然日復一日地往返于新疆的露天煤礦與城市的國有能源企業中，多年的采購生涯，已經讓他熟悉了關于煤炭的許多細節，他甚至能夠清楚地向記者講出當煤礦手續不全時該如何打點各方。

　　但他并不知道這個國家在享受煤炭帶來的巨大福利時要承受多大風險，他只記得，以前大雪過后，新疆的土地上總會停留兩三天的白色， “現在，不出一天，白色的積雪上就蒙了一層灰”。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徐衛東為化名 記者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