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年了。這65年的歷史，是中國由落后農業國成長為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基本實現工業化的壯闊歷程，是中國人民由過去任人欺凌、饑寒交迫轉變為當家作主、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的壯闊歷程，是中華民族由近代日益衰敗轉而走向偉大復興的壯闊歷程。

　　一

　　中國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曾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之一。只是近代以來，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被先行工業化國家不斷侵略，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面對列強的欺辱和亡國滅種的危機，中華民族無數仁人志士認識到，改變民族命運、實現偉大復興，唯有爭取國家獨立、實現工業化。

　　在世界近代史上，解決國家獨立和工業化課題，通常是由資產階級領導，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在我國，由于資產階級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有著割不斷的聯系，經濟上政治上都異常軟弱，使解決這兩大課題的重任歷史性地落到工人階級肩上，也使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在爭取社會主義前途的同時擔負起領導民族民主革命和實現工業化的任務，在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同時成為中華民族的先鋒隊。

　　歷史已經證明，中國共產黨沒有辜負中華民族的期望，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領導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國家獨立；通過沒收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財產和進行徹底的土地改革，掌握了國家經濟的命脈，鏟除了封建勢力的社會基礎，為實現國家工業化、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掃清了政治障礙、開辟了廣闊前景。

　　二

　　新中國成立至今的65年，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大體分為改革開放前29年和改革開放后36年兩個歷史時期。這兩個歷史時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雖然有著重大區別，但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它們“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兩個歷史時期內在統一于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統一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統一于對國家獨立、領土完整的堅決維護和對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的不懈努力，統一于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進行的持續奮斗。

　　新中國成立不久，國內外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首先，1950年朝鮮內戰爆發，美國參戰，對新中國國家安全構成直接威脅，使中國發展以重工業為基礎的現代國防工業顯得越發迫切。其次，中共中央根據國民經濟開始好轉和抗美援朝戰局趨于穩定的形勢，決定從1953年開始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有關部門在制定計劃時反復研究，一致認為要用較快速度發展工業，必須以重工業為重點。再次，1952年8月，周恩來、陳云等組成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蘇聯，蘇聯明確表示愿意援助我國“一五”建設，從而使我國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有了現實可行性。面對新的形勢和歷史機遇，毛澤東同志于1952年9月提出，現在就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并用10年至15年時間完成過渡。這表明，毛澤東同志關于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設想發生了變化。

　　我國在十分落后的情況下進行以重工業為重點的工業化建設，必須加強資金的快速積累、資源的集中配置、技術人員的統一調配和糧食供給的有力保障。做到這些，當時只能采用計劃經濟體制和對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并相應對農業、工商業實行生產資料的集體化和國有化。而這在政策和制度上顯然已超出新民主主義，而轉向社會主義了。于是，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中共中央于1953年底制定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同志把工業化形容為這條路線的主體，而把“三大改造”比喻為工業化的兩翼。這說明，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目的是為了抓住當時國內國際的有利時機，使中國用較短時間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以挽回中華民族在近代被耽誤的時間。

　　隨著“三大改造”提前完成，我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但也在經濟建設中暴露出一些受蘇聯模式影響的弊端。對此，我們黨曾提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任務和“三為主、三為輔”的改革設想。但隨后由于黨的指導思想發生了“左”的偏差，不僅改革未能實行，反而在所有制上更加求公求純，在計劃管理上越統越死，直至發生“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嚴重錯誤。即便這樣，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工業化和四個現代化艱辛探索、不懈奮斗始終是主流。正因為如此，我國才可能用不到30年時間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工業布局和農業生產條件等方面改變了舊中國不合理和落后的狀況，在固定資產積累和人才培養等方面超過了舊中國上百年總和的十幾倍乃至幾十倍，在經濟發展速度、基礎設施建設和科技、教育等方面大大領先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對外關系方面，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倡導并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挫敗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對我國的侵犯和威脅，使中國在廣大發展中國家支持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所有這些，為以后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寶貴經驗教訓、雄厚技術力量和堅實物質基礎，也為進一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贏得了寶貴時間、奠定了更加牢固的基礎。

　　三

　　20世紀70年代后期，國內外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在國內，“四人幫”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結束。在國際，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流；發達國家加緊產業調整，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制造業；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解體，國際金融流動性增強，大量游資尋找出路。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抓住這一時機，果斷否定“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制定了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開辟了以改革開放為鮮明特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繼續領導全國人民，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得到鞏固和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發展過程中，先將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發展城鎮個體和私營經濟，改革國有企業管理體制，允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隨后將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宏觀調控下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在確保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前提下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與此同時，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改變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實行依法治國方略，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等等。

　　在對外關系及祖國統一工作中，我國大膽吸引外資和國外先進技術、管理經驗，開放、開發沿海沿江城市，創辦經濟特區和“三資”企業，大力發展對外貿易，鼓勵青年到國外留學，團結和動員華僑及海外華人以各種方式支援祖國建設；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調整對外政策，不以意識形態為標準處理國與國的關系，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同發達國家加強戰略對話；同時，堅定站在廣大發展中國家一邊，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適時收回香港和澳門主權，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遏制“臺獨”勢力。

　　正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指引下，我國充分利用難得的戰略機遇期，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在改革開放30多年時間里，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經濟總量躍升為世界第二，人民生活實現了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的跨越，正向全面小康邁進。同時，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事業發展呈現欣欣向榮的局面。這一切，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更加牢固的物質基礎、創造了更加良好的國際環境、積累了更加豐富的成功經驗，使中華民族以更快的步伐趕上了時代前進的潮流。

　　四

　　黨的十八大后，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和深化改革的攻堅期、深水區。面對國內外新形勢和改革發展新任務，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抓住國際環境總體穩定、我國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大幅度提高、改革開放積累豐富經驗的歷史性機遇，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聚力量，以全面深化改革激發活力，以改進黨的作風和凈化社會風氣振奮人心，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方面提出一系列新思想，作出一系列新部署。

　　當前，我國全面深化改革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總目標，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強調把握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在經濟建設上，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把著力點轉到提高質量、效益和優化產業結構上，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結合起來，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政治建設上，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作用，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強化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開創依法治國新局面；在文化建設上，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和話語權；在社會建設上，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扶助困難群體，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改進社會治理方式，處理好維穩和維權的關系；在生態文明建設上，建立更加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完善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經濟社會發展考核評價體系，努力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上，堅持富國與強軍相統一，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提出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在外交上，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爭取和平安寧的國際環境，同時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不屈服于任何外來壓力；在黨的建設上，強調打鐵還需自身硬、革命理想高于天、補足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按照“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的標準選拔干部，堅持作風建設從領導干部抓起，以零容忍的態度懲治腐敗；等等。

　　這些新思想新認識、新部署新舉措，既汲取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的經驗，又總結改革開放后歷史時期的經驗；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又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既堅持改革開放，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既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又堅持共同富裕的方向；既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時代條件和新形勢賦予其中國特色。它們標志著我們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又大大推進了一步，譜寫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又一新的篇章。

　　五

　　怎樣才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自從孫中山先生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后，始終沒有一個明確表述。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同志說過：“1911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過45年，中國的面目完全變了。再過45年，就是2001年，也就是進到21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面目更要大變。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按照毛澤東同志的設想，鄧小平同志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三步走”戰略，即“本世紀走兩步，達到溫飽和小康，下個世紀用30年到50年時間再走一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他說：“現在中國遇到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不要喪失這個機遇。許多人不懂得這是中華民族的機遇，是炎黃子孫幾百年難得遇到的機遇”。“我們要利用機遇，把中國發展起來。”

　　為了貫徹毛澤東同志的設想和鄧小平同志的戰略，黨的十五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逐步縮小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階段”；提出20世紀末實現小康、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奮斗目標。黨的十六大鑒于我國已總體達到小康水平，又把21世紀頭50年分為兩個階段，頭20年全面建設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基本實現工業化；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七大將2020年的奮斗目標具體化為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黨的十八大進一步提出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都要比2010年翻一番。這就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了明確的階段性目標。

　　新中國在65年里盡管遇到過挫折和曲折，但總體上抓住了歷史機遇，一直在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奮進，走完了發達國家用一二百年甚至三四百年才走完的路。習近平同志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毫不夸張地說，我們當前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這個目標，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堅定不移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我國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時一定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時一定能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定能實現。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原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