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個人謀取私利的秘書更不在少數。新華網的報道指出，深圳市原副市長王炬，他將兩個原秘書蔡建輝和張焱分別安排到了深圳市規劃國土局規劃處處長、深圳市政府辦公廳正處級干部崗位。以他為靠山，二人為開發商審批“排除障礙”，收取“關照費”。

　　還有王寶森秘書閆振利，《領導科學》的文章指出，他曾以私人名義從北京市海淀區財政局拿走20萬元的支票，說“到時候由市財政局還”。

　　領導干部的配偶、子女、秘書、司機等“身邊人”在近幾年的反腐斗爭中逐漸暴露出來。“落馬官員”走向貪污腐敗之路，往往離不開“身邊人”的影子。

　　對此，刑法曾專門進行修改：將受賄罪的適用范圍從現職國家工作人員擴大到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及與其關系密切的人。

　　官員與秘書常前后腳落馬

　　不少領導將提拔秘書作為對其服務多年的獎勵，而提拔過程則采用“空降”，規避組織審核、監督程序。

　　近年來，官員與其秘書前后腳落馬的例子也時常見諸報端。比如陳希同秘書陳健、王寶森秘書閆振利、陳良宇秘書秦裕、谷俊山秘書喬希君、劉鐵男秘書王勇等。

　　持續多年接連發生的高官秘書貪腐案件，引發了對“秘書腐敗”的關注。不少學者撰文指出秘書成為“升遷捷徑”等亂象，不少領導將提拔秘書作為對其服務多年的獎勵，而提拔過程則采用“空降”，規避組織審核、監督程序。

　　“上海第一秘”秦裕就是“空降”，2006年7月6日“空降”到上海市寶山區，任區委副書記，7月25日正式就任該區區長。但正式上任后就被調查、免職，被稱為“一個月區長”。

　　海南省原副省長冀文林、四川省原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郭永祥，也是“空降”。2010年10月，冀文林從國土資源部辦公廳主任崗位，“空降”海口，任市委副書記、副市長(正廳級)，2013年1月升任海南省副省長，時年僅46歲，而十年前，他還只是一名正處級秘書。

　　上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郭永祥曾擔任勝利油田黨委辦公室秘書。2000年1月，他也是從國土資源部辦公廳主任，“空降”四川，任省委副秘書長(正廳級)，2002年12月就升至四川省委常委、秘書長，其后當任四川省副省長、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要職。

　　對此，許耀桐表示，與其他崗位相比，秘書崗位接觸面廣，很能鍛煉干部。因此不少秘書出身的官員，轉型后都在所在崗位發揮了重要作用。

　　他認為，不能獨立地看待、分析秘書腐敗現象。“一些領導秘書腐敗，一方面在于領導，比如領導個人違紀違法，放任秘書的行為；一方面在于秘書個人，蒙蔽領導，拉大旗作虎皮。事實上，還有很多領導對秘書嚴加要求，還有大量秘書出身的優秀領導干部存在。”

　　據統計，秘書出身的現任高層領導干部有山東常務副省長孫偉(曾任吳邦國秘書)；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丘小雄(曾任溫家寶秘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曾任朱镕基秘書)等。

　　國家體育總局原局長伍紹祖就曾當過國家副主席王震的秘書。他撰文回憶說，“雖然在這個崗位(王震秘書)的時間不長，只有三年零兩個月，但受到的鍛煉卻不少。王震同志是我的第二位社會老師，也是政治老師。1975年，張愛萍同志回到國防科委工作，王老把我推薦給他，還親自寫了一封信，說讓我去了以后不要當大官，要從最低的職務干起”。

　　許耀桐強調，早些年秘書腐敗不在少數，但十八大后反腐力度超過以往，但秘書群體并非腐敗多發、高發群體，“究其根源，秘書腐敗的本質問題還是對領導干部的權力如何約束，秘書的所有權力都來自于領導。隨著我國反腐力度的加大、反腐的制度化建設，秘書腐敗現象也會淡化，得到治理”。（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