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來，隨著商鞅變法的成功，秦人真正的將戰爭的鋒鏑指向了東方。從此，楚澤秦關蜂起烏合，九商七于豖突狼嚎。公元前312年春，為報張儀詐楚之仇，楚與秦戰于丹陽，楚軍大敗，被秦“斬甲士八萬”。屈丐、逢侯丑以下將領70余人被俘。秦又借機逆漢水而上，一舉占領漢中諸地。懷王怒不可遏，乃悉國兵復襲秦，雙方戰于藍田，楚軍又遭大敗。懷王三十年(前298)，秦發兵出武關攻楚，又一次“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公元前292年，秦將白起拔宛，宛西以下諸城盡為秦軍占有。自孝公十一年(前351)“城商塞”，秦二十二年封商君，以至于白起拔宛，總計時間不過59年。這些輝煌戰績的取得，不正是當年秦孝公、商鞅君臣立足商于窺視楚地的高層戰略設計的目標所指嗎？顯然，侯先生“置重臣商鞅于虎口”的擔心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更何況楚文王元年(前689年)，楚都已由丹陽遷至郢，丹陽已不再是楚國可靠的后方。侯先生說，楚一再在加強析邑的國防力量，但是后來發生的一系列戰爭，都證明擊破析邑如同摧枯拉朽，析邑并不是固若金湯的堅城。至于“于商”、“鄔商”、“商(于)”等名稱的前后變換使用，可能是經傳典籍在注疏過程中，各家觀點認識的不同，交流討論的方式落后，信息傳遞的隔膜等原因所造成的，似不必為據。對此，今天的我們完全沒有必要為此而過分較真。更何況你無論承認它的存在也罷，不承認它的存在也罷，于邑——它都仍然真實地歷史地存在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