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眾在首屆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上體驗醫療人工智能產品。新華社發

　　人工智能技術和應用飛速發展，在推動經濟社會創新發展的同時，也帶來安全、倫理、法律法規等方面的風險挑戰。

　　隨著數據越來越多被收集，應用場景增加，用戶個人信息泄露的風險也隨之提升。

　　人工智能的研究和應用要有倫理和法律界限，即應以人類的根本利益和責任為原則。

　　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拓展‘智能+’”首次被寫入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作為未來的重要基礎性技術，人工智能已連續三年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可以預見，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的深入應用，生產生活的數字化轉型是大勢所趨。

　　人們在擁抱人工智能、邁向數字社會的同時，也需要正視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應用在安全、倫理、法律法規、社會治理等方面的挑戰。只有未雨綢繆，研判和防范潛在風險，才能安享“智能+”的時代紅利。

　　人工智能應用方興未艾，同時也帶來安全風險隱患

　　前不久，一項人工智能深度換臉技術引發爭議。原來，這項技術能做到幾乎毫無痕跡地給視頻中的人物“換臉”，引發人們對隱私和肖像權被侵犯的擔憂。更深的擔憂在于，如果這一技術被濫用，是否意味著大量視頻會被“移花接木”？

　　今年全國兩會上，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應用帶來的安全風險，成為代表委員關注的焦點之一。全國政協委員、360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周鴻祎就表示，安全應該成為人工智能發展的基礎與前提。全國人大代表、蘇寧控股集團董事長張近東也提出，數據安全是數字中國建設的重中之重，發展高質量的數字經濟，需要加強對數據的安全保護和合規共享。

　　從信息安全角度看，當前人工智能應用的安全風險點主要有哪些？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移動安全聯盟秘書長楊正軍說，人工智能高度依賴海量數據的采集和訓練分析。隨著數據越來越多被收集，應用場景增加，用戶個人信息泄露的風險也隨之提升。

　　“人工智能算法不僅能直接采集用戶個人信息，也會深度挖掘分析看似不相關的數據。”楊正軍介紹，他們開展的一項調研顯示，當前濫用個人信息現象較為普遍。同時，人工智能及大數據場景下無所不在的數據收集、專業化多樣化的數據處理技術，使得信息主體難以了解、控制其信息是如何被收集和利用的。信息安全保護已經成為人工智能發展的重要課題。

　　專家表示，技術本身是中性的，只要利用得當，人工智能也能用來提升網絡安全水平。比如，人工智能在識別惡意代碼方面就很有優勢。

　　北京神州綠盟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研究員吳子建說，惡意代碼往往是基于一些開源代碼修改而成，它們通常有相似的行為模式。借助人工智能技術訓練的檢測工具，能夠比較高效地發現惡意代碼。

　　人工智能技術也普遍用于企業內網安全防護。吳子建介紹，傳統的防護手段是在網絡的入口處設置防御措施，但內網之間很少進行防御。采用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關聯數據，可以有效檢測內網中的異常。與傳統的方法相比，這種方法不僅能發現已知威脅，還可以檢測到未知風險。

　　吳子建認為，業內還需要做更多深入的研究，不斷提升人工智能在安全防護上的價值。

　　應提前研判智能時代的法律倫理風險，引導人機良性合作

　　人工智能的應用越來越多，衍生出一系列倫理、法律難題。比如，無人駕駛汽車發生交通事故時如何界定責任，醫療外科手術機器人出現意外怎樣處置……

　　“人工智能的研究和應用要有倫理和法律界限，即應以人類的根本利益和責任為原則，以實現人類根本利益為終極目標。這一要求也是人工智能和人的關系決定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郭銳認為。

　　“當前技術條件下，智能機器尚未具備倫理決策的能力，但其決策會引發有倫理意義的后果。”郭銳認為，通常法律針對的是能夠遵循這些原則的主體，也就是自然人或者法律看作是主體的組織（法人），但考慮到人工智能的特征是對人的智能的模擬、延伸和擴展，因此倫理原則應當適用于人工智能系統。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田海平認為，人工智能的主體構成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多種關聯形態的總和。“人工智能的構成主體分為研發者（包括算法的開發者）、生產商、運營商、電信網絡服務商等。一旦發生交通或醫療事故，由于無法找到某個確定的責任主體，給責任界定帶來很大困難，因此需要確立代理人來界定責任與權利。”

　　近年來，學界和產業界日益重視人工智能中的倫理與法律問題，并推動制定相關技術標準及社會規范。專家表示，人工智能倫理法律涉及科學界、企業界，哲學、法學等多個領域，有必要成立應對人工智能發展的聯盟組織，吸納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推進相關研究。

　　郭銳建議，要考慮到人工智能開發和部署過程中的權責歸屬，通過為技術開發者、產品生產者或者服務提供者、使用者界定權利和義務，讓自動駕駛、無人機等人工智能應用安全落地。

　　專家表示，人工智能大規模進入人們生活之前，還應建立相對統一的風險評估指標體系，設立具體、可操作的指標，為相關研究及應用提供指引。

　　專家特別提醒，人和機器各有優勢，要互相了解才能實現人機協作，但人還是人機關系的主導者。惟其如此，才能將人工智能引向人機合作的良性發展道路。

　　全球人工智能法律治理面臨共同難題，當前應加強個人隱私安全管理

　　針對人工智能應用在安全、倫理等領域的潛在威脅，世界各國已經開始了相關法律治理研究。

　　楊正軍介紹，各國對人工智能風險的關注重點和重視程度有所不同。以安全為例，美國關注人工智能對國家安全的影響，2018年3月美國國會發起提案，建議成立國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員會，并將制定相關法案；歐盟和英國關注人工智能對隱私、就業及倫理的影響；俄羅斯、以色列、印度則重點關注人工智能在國防領域的應用以及對軍事安全的影響。

　　北京師范大學刑科院暨法學院副教授、中國互聯網協會研究中心秘書長吳沈括表示，在規范人工智能發展方面，我國起步較早。2017年7月，國務院頒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2017年12月，工信部發布《促進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都對人工智能產業的規范發展提出了要求。

　　“這些政策能夠引導和助推相關產業的發展。關于人工智能技術標準，我國也發布過一些文件。然而，當前立法中對于人工智能帶來的安全問題還存在比較大的空白，這也是全球人工智能的法律治理面臨的共同難題。”吳沈括說。

　　隨著人工智能應用的深入，其附屬的相關風險也日益凸顯，加強對人工智能相關的法律治理至關重要。人工智能法律治理呈現出哪些趨勢，現實中又有哪些需要迫切注意的問題？

　　吳沈括認為，人工智能立法治理上可能會呈現出三個趨勢：一是立法將更加細化，更有針對性。比如，針對自動駕駛、機器人、生物識別等領域頒布一些規范性文件，立法監管也會更加多元；二是立法將與產業特性緊密結合；三是立法將以規范為主，監管則重在為產業發展提供指引。

　　“由于法律往往存在一定的滯后性，考慮到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應用前景廣闊，立法需要預留一定的空間，盡量實現產業應用與風險前瞻的恰當平衡。在確定監管什么內容、如何監管以及怎樣執行時，要把握好力度，不宜影響產業的發展活力。”吳沈括說。

　　楊正軍說，從行業調研情況來看，當前應該加強個人隱私安全管理。他建議，隱私保護應從立法監管和技術能力提升兩方面入手：一方面，針對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律條款分散、不成體系的現狀，加快統一立法，明確數據不當收集、使用、泄露等的責任，同時也要界定好數據歸屬權等問題；另一方面，應加強新技術在個人隱私保護方面的應用。

　　數據的合理合法收集是數據利用的前提。專家表示，我們不應回避智能化與隱私安全保護的沖突，而應積極作為，找到智能時代技術應用與風險防護的最大公約數，為智能生活保駕護航。（記者 喻思南 劉詩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