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任曉平：“換頭術”的莽與勇

　　6月12日，在美國馬里蘭舉行的美國神經和骨科醫師學會年會上，任曉平與意大利“換頭術”臨床試驗項目發起人塞爾吉奧·卡納維洛醫生會面。任曉平供圖

　　盡管有人質疑“異體頭身重建術”研究是對現有醫療資源的浪費，但任曉平還是堅持認為，它將會對未來醫學的發展起到積極正向推動效果。“這一研究是社會敏感話題，在學術界也有其爭議性，但并不是‘禁區’。”

　　如果不是因為意大利都靈高級神經調節小組的塞爾吉奧·卡納維洛醫生在今年3月初高調宣布，將在近兩年內完成一臺頭部移植手術，同樣正在從事“異體頭身重建術”研究的中國科學家任曉平也許不會被如此密集地“曝光”在大眾媒體面前。

　　此前，任曉平并不想早早地向大眾公開自己的研究項目，也不想過度吹噓自己團隊的進展，但意料之外的關注讓他被爭議圍繞。

　　6月12日，在美國馬里蘭舉行的美國神經和骨科醫師學會年會上，應邀作主旨發言的卡納維洛，也邀請了任曉平參與，并進行報告。盡管在這次重要的國際外科大會上，各種討論、質疑聲不斷，但任曉平表示，能在一個備受關注的國際公開平臺上自由地探討一項前沿的、敏感的科學技術并不多見，這本身就是一個積極的舉動。

　　成功實現手移植術

　　在“換頭術”事件之前，并沒有多少國內媒體熟悉這個正在進行一項充滿挑戰性科研工作的任曉平。

　　2012年，作為哈醫大引進的人才，任曉平從美國回到故鄉哈爾濱，在哈爾濱醫科大學轉化醫學中心及附屬第二醫院組建了他的科研團隊。

　　事實上，早在十幾年前，任曉平就成功設計和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異體復合組織移植臨床前動物模型，隨后參與完成了人類第一例成功的異體手移植手術。

　　盡管在他看來，這一切帶著些許偶然。

　　1996年之前，任曉平一直是哈爾濱市第一醫院手顯微外科一名普通的臨床大夫，直到他去到美國路易斯維爾大學醫學院，世界著名的手顯微外科中心學習。

　　之所以說幸運，是因為任曉平一進入團隊，就接觸了當時手顯微外科最富挑戰性的研究——異體復合組織移植。

　　“心臟、腎臟、肝臟等單一臟器移植手術在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就相繼成功了，但是，像手這類由多種不同功能的成分組成的復合組織器官，由于免疫原性特別強，尤其是上皮組織，現有的免疫藥物無法控制術后排斥反應，因此，始終無法移植成功。”任曉平回憶說，路易斯維爾大學醫學院手顯微外科中心想要實現這個突破。

　　在臨床前實驗中，該中心的科研人員選用了豬建立大動物模型，但在大半年時間里，卻屢屢失敗。實驗豬在接受手臂移植之后，由于無法控制其運動，往往很快肢體再骨折。根據美國動物保護協會的要求，為避免實驗豬的痛苦，它們必須被處死。因此，術后免疫學藥物反應、排斥反應監測、術后功能恢復等要長期研究實驗內容都無法繼續進行下去。

　　任曉平進入該中心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改進這個臨床前動物模擬實驗模型。于是，他設計應用復合組織皮瓣技術原理，不將手前臂整個切除，只切掉橈側的一部分，尺側完整保留，同時保留腕關節和肘關節，大大減少了由肢體損傷而帶來的傷殘率。這樣一來，實驗動物術后活動就不受影響了。

　　隨著實驗的順利進行，任曉平與該中心的科研人員一起首創了三聯合免疫抑制方案和免疫排斥監護方案，建立了免疫排斥反應的五級分類法。這些方案至今仍是異體復合組織移植手術的國際治療金標準。

　　直到1999年初，路易斯維爾大學醫學院手顯微外科中心完成了全球第一例成功的手移植手術，任曉平也是團隊的成員之一。

　　當年接受移植的患者手臂已經存活16年，是迄今為止存活時間最長的病例，且患者本人也已經重返工作，社會生活不再受到影響。

　　最后一個挑戰

　　2011年3月，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附屬布列根和婦女醫院成功進行了全球第一例全臉移植手術，轟動一時。至今，在異體復合組織移植領域，全球共完成了200多例手術。

　　已經在該研究領域工作整20年的任曉平自己看來，向異體復合組織移植的下一個也是最后一個挑戰——頭移植發起挑戰，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早在一個世紀以前，美國的一位臨床生理學博士就已經產生了這個念頭，并邀請了當時著名的醫生兼藥理學家查爾斯·居特里嘗試了世界上第一例狗頭移植實驗。到了1950年，蘇聯科學家弗拉基米爾·P·戴米科夫也進行了一次換頭實驗——把混血種小狗整個前半截身體安到大犬的脖子上。

　　“迫于時代、技術所限，這些早期的動物模型都沒有成功。”任曉平說，最有名的要數美國凱斯西儲大學醫學院的神經外科醫生羅伯特·J·懷特，1970年，他將一只恒河猴的腦袋移植到了另一只猴子的身上。“但由于懷特醫生沒有做中樞神經再生、免疫學研究，動物實驗無法長期存活，臨床轉化未能成功。”

　　頭部移植之所以長期以來被視為醫學禁區與極限，是因為其涉及到中樞神經再生、免疫排斥、缺血再灌注損傷等一系列始終無法破解的難題。任曉平承認學界提出的種種技術上的挑戰，但他認為是時候重新面對它們了。

　　“脊髓受傷、癌癥晚期和先天性肌肉萎縮患者無法通過現有的醫療手段獲得治愈，因此，這項技術在臨床上是絕對需要的。”盡管有人質疑這項技術研究是對現有醫療資源的浪費，任曉平還是堅持認為，啟動這一醫學領域重大前沿研究將會對未來醫學的發展起到積極正向推動效果。“這一研究是社會敏感話題，在學術界也有其爭議性，但并不是‘禁區’。”

　　尤其是過去被認為是無法恢復的中樞神經，受到干細胞、電刺激、神經營養因子等生物工程進展的影響，再生研究開始獲得一些成果。

　　任曉平還對美國神經和骨科醫師學會年會上，卡納維洛醫生給出的開創性的設計方案——用聚乙二醇和電流加速神經纖維的重新結合，將切斷的脊髓縫合，表達了贊賞。

　　事實上，此前，任曉平已經花了五六年時間，從生物學模型設計到完成上千例小鼠實驗。去年12月，國際性同行評審期刊《CNS神經科學與治療學》雜志發表了其團隊的研究成果，他們的最長紀錄是讓老鼠在手術后存活了一天。

　　由于換頭術被大肆報道，任曉平似乎被描繪成了一個過分大膽的科學家。

　　“這里面有誤解的成分。”任曉平試圖澄清，自己從來不認為也沒有公開指出，“異體頭身重建術”是一件可以輕易完成的事，“這是一項全新的研究，頭部又是人體最特殊的復合組織，我們沒有任何過去的研究可以參照。”

　　任曉平所做的，是臨床前最為基礎的科研工作。“我們需要設計一種全新的、有效的、實用的、科學的生物醫學實驗模型，研究它、評判它，給出科學的指標。從而為將來臨床轉換提供可靠的參照物。”

　　在已經進行的實驗中，任曉平團隊研究了兩項核心技術。首先是通過交叉循環確保在移植中腦組織有效的血液灌注以避免腦缺血，其次是通過保留供體腦干以保證術后機體具有有效的自主呼吸和血液循環功能。

　　“讓動物模型能夠長期存活，才可能研究中樞神經再生、術后免疫學藥物反應、術后功能恢復等問題。”任曉平說，目前的實驗只是邁出了第一步。

　　有媒體透露，任曉平計劃在今夏把“異體頭身重建術”用到靈長類身上。但當事人卻表示，并不想過早公開團隊的研究內容和進展，“這些只是媒體的過度報道”。

　　沒有爭議就沒有科學進步

　　任曉平笑言，自己的科研內容第一次在學術圈發表時并未引起多大反響，沒想到，卻因為卡納維洛醫生公開表示要進行臨床人體實驗后，隨之成為了另一個關注焦點。

　　6月5日出版的《華爾街日報》對任曉平及其研究項目進行了長篇報道，紐約大學醫學院的生物倫理學家亞瑟·卡普蘭（Arthur Caplan）直言，換頭術的想法本身就是荒謬的。普林斯頓大學生命倫理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表示，現階段進行靈長類動物實驗也是存在巨大風險的。

　　哈佛醫學院生命倫理學中心主任羅伯特·若恭（Robert Truog）則較為中立，“如果實驗通過了審查委員會的審查，那么我們并沒有理由不承認它。”不過，羅伯特也認為，要想實現換頭術還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更有可能在美國以外的國家率先進行。

　　“現在的處境與20年前我們開始第一例人體手移植手術時很相似。”任曉平坦言，就在那場手術將要舉行之前，學界許多權威人士，甚至還有路易斯維爾大學醫學院手顯微外科中心內部近半數醫生都表示異議，認為技術不成熟，還需要繼續研究。但隨著人體手移植手術的成功，許多當初持反對意見的醫生也紛紛加入臨床應用研究的行列。

　　“科學研究就是這樣，重大突破往往有它的機遇性、偶然性。”任曉平在采訪中反復強調，“我始終堅持，臨床前的基礎研究非常重要。也許現在并不是臨床實驗最成熟的時候，但有時臨床還是會先走一步。”

　　不過，相較于手移植術，換頭術面臨的重要質疑來自生命倫理學。

　　當年，懷特已經是美國著名的腦手術專家了，但由于手術潛在的巨大的失敗風險和對倫理造成的沖擊，他受到了鋪天蓋地的猛烈抨擊。

　　假設實驗成功，活下來的人究竟是誰？他與他的家人朋友能否認同這個身份？如果他還具備生殖功能，那么生殖細胞來源于供者軀體，孩子的父親或者母親究竟是誰？

　　“我認為，倫理學關于人的認同，主要是體現在以腦為主體的部分，意識是誰產生的，他就是誰。”任曉平解釋，而個體的自我接納，需要進行心理層面的調適。

　　至于可能的下一代問題，任曉平認為這在倫理學上也是有所參照的，人工受孕也可能出生與名義上的父母沒有血緣關系的孩子。

　　“任何一項前沿的科學技術在成功之前總是會面臨各種爭議和質疑，這是絕對正常的。”任曉平希望得到更多人的認同，也有勇氣接受來自各方的批評。“有基礎研究，才有科學共同體的討論，才可能啟動生命倫理學在新領域的研究，并建立新的規范。”

　　任曉平說，自己并沒有進行臨床試驗的時間表，一切都將取決于臨床前實驗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