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匯”是指成語、諺語、句子的匯集。語匯工具書是相對于以字和以詞為對象的字典、詞典等工具書而言，專門以成語、諺語、句子為對象的工具書。對于我們的民族文化來說，如果字、詞是其基本元素的話，那么，語匯則是具體的思想文化載體。對于中華文化傳承來說，語匯工具書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與作用，并將在我國由文化大國走向文化強國進程中愈發重要。

　　我國有五千年文明史，經史子集著述甚豐，而詩賦詞曲名家名篇難以數計，為各種成語、名言佳句的產生與流傳提供了極為豐厚的資源。但遺憾的是，面對如此豐厚的優秀文化資源，我們的“開采”效率卻并不理想，甚至說我們基本上還是用“小生產”的方式從事大型富礦的“開采”。

　　對優秀文化資源的“開采”效率是由“開采”方式決定的。而采用何種“開采”方式則取決于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和文化發展需求。辭書編纂體例正是這個“開采”方式的體現，是特定時代的產物。由于長期的積貧積弱，整個社會發展水平的貧困、落后，通過為字、詞正音、正形、正義，為人們提供應用的規范也就成了我國辭書編纂長期的最基本的任務。

　　遺憾的是，直到現在，我們現有的語文工具書在使用功能上并沒有多少引人注目的成就。其檢索方法，無外乎筆畫、部首、拼音三種首字查字法。如果想引用某個成語或名句，或者記不清哪幾個字，或者記不準出處，想查閱一下，那就必須記準第一個字。否則，面對這些工具書只能望洋興嘆。這正是語匯工具書編寫出版落后于時代的地方。所以，及時調整語匯工具書的編纂思想，積極開發語匯工具書的最佳功能，這是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語文工具書的本質屬性是其工具性。其功能轉型必須圍繞這個本質屬性來進行。這個工具性的完善、強大程度決定著轉型成功與否。自上世紀90年代始，我國語文工具書功能轉型的必要性與迫切性已為不少有識之士所認知，一些出版社已經開始了這種探索。但從這幾年的探索實踐看，大多未能認真區分語文工具書的層次特點，無論字典、詞典、成語詞典，多把重點放在了“學習型”上，并未能在“運用”上有大的突破。

　　語匯工具書功能轉型的本質是什么？張林川等編著的《學生成語學習詞典》前言中這樣說：絕大多數成語詞典偏重于考證成語的源流演變，梳理成語的不同語形，搜羅完備的書證例證，而注重實用的成語詞典用功尚嫌不夠。成語詞典屬于語言學范疇，而語言重在運用。許多青少年學生熟知許多成語，卻不會運用，或運用不當，因此希望有更多的既重釋義又重運用的成語詞典能供他們選擇，能解決他們在學習和運用成語中的實際困難，提高語文水平。

　　無論成語還是名句，只要釋義準確，運用不是很難的事。不要說普通青少年，即使當代作家們，主要問題仍然是掌握太少的問題。中國究竟有多少成語？恐怕沒人能夠說得清楚。目前見到的收錄詞條最多的是劉潔修先生編著的《漢語成語源流大辭典》，多達5萬多條。其實，就中華文化之博大精深而言，具備成語結構資格的，即使收錄10萬條也難免遺漏。但現在仍被使用的成語有多少呢？筆者翻閱了現當代著名學者著作、文學名著、全國性文學獲獎作品100多部（集），按從寬原則找到10810條成語（包括一些熟語、四字格常用詞語）的55000多個書證，被用于兩處及以上的僅有5515條，與李行健先生“常用成語超不過四、五千條”的判斷基本是吻合的。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愈是當代作家成語使用率愈低，有部被列入當年推薦書目的長篇小說甚至通篇不過20來條成語，可作范例的更是少見。

　　可見，成語文化的傳承任務，不但迫切，而且艱巨。一方面，現在有必要按照仍然“鮮活”的原則，以常用成語為主體，再遴選一些含義深刻、表義明確、淺顯易懂但尚未被當代人們所熟悉的成語詞目，加上新時期言簡意賅、形象生動、約定俗成的新成語，明確一個適合中等文化層次的普及型成語詞典立目范圍，作為弘揚成語文化的基本參考；另一方面，要通過成語工具書功能轉型使青少年甚至全社會變“學中用”為“用中學”，在“多用”的實踐中學習、掌握更多的優秀語匯。這不僅易于提高學習傳統文化的積極性，而且易于加深對我們民族文化的理解與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