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兩所幼兒園發生的幼兒“被服藥”事件還沒查清楚，吉林省吉林市一家幼兒園近日又被證實也給孩子服用“病毒靈”。在多起事件中，最令人擔憂的無疑是家長得知消息的滯后性，其中幾所幼兒園給孩子服用“病毒靈”達數年之久。　　在這個過程中，教育、衛生等相關職能部門的監管顯然是缺位的，而把保護幼兒的責任全部交給行政監管或是全憑學前教育從業者自律，也不現實。在這樣的情境下，能否通過法律法規的完善，給家長們更多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就成了值得深思的問題。

　　從現實來看，存在于幼兒園中的“黑箱現象”，為幼兒保護工作埋下了隱患。記者調查發現，全國大多數幼兒園，除了少數開放日和接送時間允許家長進入以外，其余在園時間是謝絕家長入園的，多數時候幼兒園對家長們來說就是一個“黑箱”。再加上這一階段的孩子表達能力和判斷能力較弱，也缺乏自我保護的能力，給學前教育從業者的違法違規行為創造了條件。孩子吃“病毒靈”等情況的曝光，往往帶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侵害行為也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如何打破“黑箱”，賦予家長更多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對于現階段的幼兒保護至關重要。

　　在這個方面，已有幼兒園自發探索解決方案，但由于相關法律建設的滯后，其效果的發揮受到制約。媒體調查稱，廣州、江西等地已經有幼兒園安裝即時視頻監控系統，家長可以任意時間去視頻監控室觀察，條件更好的甚至可以把視頻導入網絡終端，方便家長隨時查看。這種做法從技術上講是可行的，但是否應當推廣，法律上沒有明確規定，這成了部分幼兒園拒絕攝像頭的理由。即便在有攝像頭的幼兒園，家長也時常遭遇存在拍攝死角、資料過期刪除等情況，相關責任的確定也沒有明確的依據。

　　事實上，學前教育方面的法律建設，與幼兒園的發展現狀是相脫節的。同為國民教育體系的組成部分，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階段都有專門的法律，但關于學前教育的則是1990年開始實施的《幼兒園管理條例》。彼時幼兒園中的孩子，有相當一部分已為人父母，教育環境和社會環境更是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今，“起跑線”上的“戰爭”越發激烈，為了彌補公辦教育的不足，大量的民辦幼兒園參與其中，學前教育呈現出明顯的市場化、商品化趨勢。一方面，教育資源供不應求導致幼兒園的舉辦方良莠不齊，另一方面則是行政監管難度的增加。

　　在這樣的條件下，完全依靠政府部門的監管并不現實，這就需要通過法律法規的完善，賦予幼兒監護人充分的知情權，使其成為有效的監督力量。這次多地爆出的“病毒靈”事件，也應當成為整個社會關注幼兒安全、推動相關法律建設的契機。（本報評論員 婁士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