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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時間以來，有關大學募款的話題總能引起廣泛關注：去年歲末，一筆給母校復旦大學的7億元“豪捐”，讓中國泛海控股集團董事長盧志強收獲了“中國好校友”的網絡評價；幾天后，《2016中國大學評價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大學社會捐贈總額突破750億元，清華大學以101.82億元的累積捐贈額位居榜首。

　　動輒億元、甚至上百億元，乍一聽，的確震撼。可若加以比較，卻又映照出中國大學募款的無力。“據美國教育資助委員會最新發布的報告，美國高校僅在2014財年就獲得各種捐贈總值374.5億美元。雖然近幾年美國經濟不景氣，但這仍比上年增加了10.8%。”云南大學高教研究院教授羅志敏介紹。

　　相去甚遠的募款數額，意味著什么？

　　“未來，全世界高校都將面臨‘辦學缺錢’的困境，公共資金只是教育所需社會資源中的較小部分，只有調動起能支持教育發展的所有資源，才能共同支撐起一個規模龐大、由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共同構成的高教體系。”香港大學榮休教授程介明說。

　　當激活公共資源成為共識，中國大學該如何補上“募款”這一課？

　　國內高校對社會募捐“不重視、不透明”

　　國內大學有多少家從事募款的教育基金會？

　　兩年前，剛過40歲的孫亞從校圖書館的崗位上調任教育基金會事務辦公室主任一職時，大約是400余家。“按全國2000多所大學來算，實在太少了。況且這400多家良莠不齊，只有個別名校做得紅火，其余很多壓根就沒有募款意識。”學信息管理的她，戲稱自己是被迫“半路出家”：“其實圈子里真正專業的沒多少。與歐美名校比，我們還處在募款的‘初級階段’。”

　　有數據為證。在去年8月，76所教育部直屬高校公布的2014年度決算情況中，清華、浙大、北大和上海交大年度決算均超過百億元，但其收入來源主要是財政撥款收入和事業收入，捐贈收入占比極小。而反觀世界名校，能否獲得大筆捐贈是檢驗校長領導力的重要標準，社會捐贈也早已成為辦學經費的重要支撐。“在去年哈佛大學公布的收入來源里，60%來自項目支持，30%來自學費，剩下10%全部來自捐贈。”程介明介紹。

　　剛進入某高校教育基金會兩年，劉華卻早已體會到中國高校“不差錢”的思維慣性：“幾乎人人都認為，學校有公共撥款，捐贈只是錦上添花，有沒有都行。”

　　孫亞也直言“工作壓力并沒那么大”。在這個成立于20世紀90年代末的教育基金會里，只有她和另一個年輕男孩；工作“只在校慶前后忙一陣”，“有人捐款就接著，要么就是項目到眼前了，臨時找找人，真正成系統、有計劃運作的比較少。”

　　“大多數重點大學，只想著爭取國家經費，并不重視社會募捐。即便是獲得了，在回報捐贈者以及用好募捐方面，也時常引發爭議，比如學校回報給捐贈者冠名，學校和企業間進行利益交換、使用捐贈經費不透明等。”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直言，國內高校對社會募捐“不重視、不透明”。

　　高校募款，真沒那么重要嗎？

　　事實上，在如今眾多世界一流大學評價指標中，募款能力早已成為重要一項；教育部此前公布的“985”工程大學三期評價體系中，也新增了“學校獲得捐款在學校經費中所占比例”這一指標。

　　“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傳統的高校財政模式已難以為繼。當教育發展遇到很多機會的時候，只有財政撥款根本無法滿足需求，‘四處找錢’必將成為高校常態。”曾任港大副校長的程介明從事募款工作多年：“這也有助于大學實現‘公幣范式’向‘開拓范式’的轉變。公幣范式下，資源指導計劃，高校往往少錢少干、沒錢不干，預算就是極限；開拓范式下，有助于大學用夢想開創局面，讓社會分擔使命。”

　　落后理念羈絆大學募款發展

　　前不久，在聽完程介明的一場“大學如何募款”的講座后，孫亞對其中一個細節感觸良多：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港大校長每周都會專門利用一個下午與學校籌款團隊討論工作。“在國內高校，沒有‘一把手’重視，募款根本搞不起來。和其他職能部門比，不少學校教育基金會太邊緣。領導有太多的事情要關注，教學、科研、引進人才……直到現在，甚至不少人認為募款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

　　剛剛就職時，孫亞也曾有過“積極開拓”的念頭：“當時在跟某企業爭取一筆捐款，想請校長‘出馬’助攻，可幾次跟校辦溝通，他們覺得數額不大，‘沒有必要’，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可就是這個讓不少國內大學校長覺得“拉不下臉”的事兒，卻是當今不少世界一流大學校長最核心的工作之一。

　　“在美國大學，校長、院長的第一要務就是募款，他要是沒募到款，可能就得辭職。我有一次和幾位老師去麻省理工學院見一位院長，我們早上見的他，他說中午不能和我們一起吃飯了，因為他要從波士頓飛舊金山，晚上要跟舊金山的一位捐贈者一起在機場吃飯，吃完飯以后他在機場的酒店過完夜，第二天一早再回來。你想，他用6個小時飛過去，再用6個小時飛回來，就是募款去了。這些校長、院長、知名教授每天有那么多事要做，但是募款這件事他覺得比別的事都重要。”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常務副主任潘慶中認為，中國高校對于募款的觀念亟須加強。

　　但也有在“重視”方向上跑偏的。據報道，一年多前，在大連理工大學基金會成立五周年大會上，該校黨委書記張德祥就稱“甘愿磕頭作揖為大學募捐”。

　　程介明并不同意這樣的觀點：“募款不是伸手乞討、不是委托，更不是買賣，而是讓社會認同大學使命的過程，是一種共同理念的碰撞，一種‘強強伙伴’關系的建構。”他舉了這樣一個例子：20世紀90年代末，為適應全球信息技術的發展，港大想給每個學生配一臺手提電腦，這筆昂貴的開支只能通過籌款完成。“我們先后找了幾家電腦供貨商，談的時候從‘改變世界的學習形態’入手，這就不是一場簡單的籌款，而是夢想的實現了。”

　　建構募款文化是關鍵

　　中國高校究竟該如何補上“募款”這一課？

　　孫亞把目前國內高校教育基金會的狀況總結為“三缺”：缺重視、缺隊伍、缺文化。“我們甚至不知道，從哪些點能夠打動捐贈方，讓他心甘情愿地把錢掏出來。”

　　程介明認為，當下國內大學要做好募款工作，除了要具備清晰的理念，還要有一支會塑造項目的專業團隊：“這個團隊的核心成員最好是有著一定學術地位或者公信力的學術人員，最忌諱的就是隨便找幾個人就出去籌款，這一定不會成功。要知道，每一筆籌款都是你代表一個大學與社會達成合作的過程。”

　　科學的運作也至關重要。在為蘇世民項目募款時，每見一個捐贈人，潘慶中都會明晰給出款項用途清單：“比如支持一個學生一年的獎學金需要多少錢，組織學生參加一個社會活動需要多少錢，一個田野調查需要多少錢。就像你買蘋果手機，商家會把配置一一寫清楚，讓你知道錢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更重要的是一種募款文化的建構。

　　曾任哈佛大學校長的陸登庭總結過三個籌款秘訣，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在每年一度的校友返校慶祝大會前，站在會場入口同校友們逐一握手寒暄，笑容可掬地給每人送去幾句親切問候。”

　　“一定要做好捐贈人的聯絡和維護工作，千萬不能‘有棗沒棗，想起來才打一竿子’。從這個角度講，基金會和校友會應該是募款的絕佳搭檔。”程介明對此深以為是：“還要經常性地組織一些聯絡活動。在做募款工作時，我使用最多的領帶顏色是紅色和黑色，紅色用來參加生日會，黑色參加喪禮。只有先和捐贈人成為朋友，才有進一步達成共識的可能。”

　　(記者 鄧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