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唐代詩人賀知章曾在《回鄉偶書》中寫下，“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少小離家、兩鬢已斑白的他終于重返故里，所幸，當年熟悉的鄉音未改，讓人感慨萬千。而1300多年后的今天，幅員遼闊的中華土地上，我們的方言卻正在慢慢消失。

　　四川成都附近永寧鎮一位70歲的農民，用當地50年前的方言，講述的一個關于兩兄弟分家的故事。它的錄制者，是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周及徐。從2007年開始，周及徐團隊就開始對四川方言的調查和研究，一做就是8年，目前他們已完成對四川140多個方言片區的采集工作。

　　做方言調研，必須要深入到鄉里和鎮里，找到最合適的“語言發音人”，把他們的方言一字一句地記錄下來，再對發音進行切分、歸納，最終建成數據庫。周及徐教授接受中國之聲記者的采訪時說，團隊里大多是“90后”的研究生，要想把鄉鎮里的方言找準、存好，必須經過較長時間的專業訓練：一般的學生是不行的，他必須經過語言學的訓練。一個要有語音學的知識，一年級要上一年的課，一個是漢語應用學的知識，以及方言學的知識。至少要有這三門課的訓練。還要去實踐，先要在學校里做練習，一般調查盡量用四川的同學，對自己的方言有第一感覺。然后再去相應的地方，比如發音人現在給他講了普通話里面的詞、講了不地道的詞，他能分辨。所以這些“90后”具備這些條件，再下去。

　　學生培訓好了，發音人到哪兒去找呢？周及徐說，他們選中的發音人，必須滿足幾個條件：要是土生土長、沒有到外地長期生活過的當地人，70歲以上的男性。文化程度不能太高，受普通話影響大；也不能太低，否則可能會不認識方言中的那些字。

　　這樣“苛刻”選出的發音人，必須在去之前就物色好。在當地政府、朋友和親戚的幫助下，學生們帶著介紹信下去，找到發音人并不難，但最難的是，讓他們對著話筒念完一份3500字的錄音文本。這個過程對老鄉們既枯燥又漫長。

　　當被問到找到了發音人之后，怎么去說服他們去做錄音采集？周及徐表示，這是一個經常遇見的難題。語言學的調查是有科學方法的，但是發音合作的問題經常遇到。因為一般要2天才能完成一個點的調查。讓一個發音人他坐著來給你發音，用電腦來錄，他會很煩的。甚至我們就遇到，他就不錄了。所以要做很多的說服工作。現在我們也給一定的報酬，但非常有限。更多的是靠說服。

　　周及徐說，他會告訴老鄉：你們是這個鄉里、鎮里唯一的代表，這里的方言只有你們才說得地道。這些東西，將被做成檔案流傳下去，留給你們的子孫后代。但他知道，整理方言又是一件著急事兒，一來老人們年事已高，二來不少方言早已隨著城鄉的變遷而逐漸消亡：四川話“穿鞋”，叫hai，“大街”，是gai，“巷子”是hang。但是現在，更多的人都把它說成了xie，jie，xiang。這其實已經離原來的發音遠了，變成一種靠近普通話、帶著方言聲調的演變；還有另一種情況，干脆方言不說了，直接說普通話。可能多個20、30年后，我們的方言就基本上要死了。

　　當被問到，拯救方言的速度能趕上方言流失的速度么？周及徐稱，方言在融合在變化，在向普通話靠攏，甚至被普通話同化掉，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我們沒有辦法去阻止，但是我們還是要通過努力，把方言整理、記錄、保存下來。

　　周及徐并不是一個人，民間的方言保護隊伍正在陸續壯大。主持人汪涵發起方言調查計劃，拿出數百萬調查湖南方言；作家金宇澄用上海方言寫就長篇小說《繁花》，獲得茅盾文學獎；美國人柯祎藍和司圓直的保護鄉音網站，至今已標注出400多段方言記錄：我們現在所做的，還是語言學的學術研究。因為我們在當地政府目前還沒有專門的政策和措施來幫助整理、記錄和保存方言。但我們現在先做起來吧！其實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你把語音數據庫做了，還有詞匯啊，還有語法啊。這些都是非常豐富的，需要大量的人去做。在語言學方面，我們的人才或者經過訓練的學生，還是少的。我們國家語言學的研究相對落后于其他發達國家。

　　今年，教育部、國家語委正式啟動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計劃建成包括漢語方言、少數民族語言和口頭文化實態語料的大規模多媒體語言資源庫。5月，陜西方言語音建檔試點工作啟動；6月，天津方言語音建檔上半年錄音工作開始，天津民謠民歌、俗語諺語、勞動號子進入語音檔案；7月，留住東莞鄉音，廣東東莞開始搭建方言檔案資源數據庫。周及徐說，這些拼圖組成的方言地圖，將留住我們文化的根。 (實習記者潘安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