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雯/漫畫

孫家洲教授的網發信息截圖 (圖片來自網絡)

　　“逐出師門”，是舊小說或者古裝電影里見到過或者聽說過的事，《水滸傳》里魯智深醉打山門引致群情激憤，眾僧要求將其趕出本寺，與之類似，當代卻是難得一見的。

　　近來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孫家洲教授在網上發表公開信《為斷絕本人與新招碩士生郝相赫的師生關系告學界朋友弟子的公開信》，表示與其指導的碩士生郝相赫斷絕師生關系，引發輿論圍觀。孫教授不滿他的學生發表對其同行閻步克教授、韓樹峰教授不恭的言論，認為學生作為其弟子，出言不遜，“無端嘲諷”，詆毀前輩，為師的屢次誡其不聽，遂在惱怒之下，公開表示斷絕師生關系。

　　這件事使得孫教授和他要斷絕師生關系的學生立即成為公眾矚目的對象。人們也在思忖：在人們心目中，大學教授自然是有著不錯的涵養功夫，但孫教授如此震怒，看來必有緣故———莫非這位學生品質低下，朽木難雕，冥頑不靈？

　　隨后，學生郝相赫在網上公開自己的“自辯狀”，言辭之間，似乎也另有一番道理。

　　學生是否有錯

　　很多人議論這師生的是非曲直，板子大都打在學生身上，其出言不遜確顯格調不高。但教授義形于色，是否就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無可挑剔呢？有必要深究一番。

　　事情的起因是：郝相赫同學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轉發一則點評北京大學歷史系學者的文章，隨后加以點評曰：“人大最大的失誤就是不該從這個垃圾系引入大量的唐宋領域老師……如果不是跟北大歷史系這個垃圾系合作而是跟南開或者北師大合作的話好太多。”不僅如此，這位同學還意猶未盡地建議：“想考魏晉或唐朝的千萬別來我校，去武大清華吧。”這種刺激、火爆的言論，顯然讓孫教授難以接受。

　　孫家洲教授提到：郝相赫同學自報到之時起，便在微信上頻頻發表攻擊他人之言論，自己曾發信給他，希望他“處事平和”，當他發現郝同學竟然無端嘲諷閻、韓二位先生，感到忍無可忍，感到“震怒”，基于“師生之交首重道義”“學界自有學界的規矩與尊嚴”，非斷絕與郝同學的師生關系不可。

　　據郝相赫講，對于其師斷絕師生關系的做法深感震驚。當初他讀書讀到李先生的一本書，為之嘆服，想起了另兩位歷史學教授，認為人大、北大教授魏晉南北朝的導師難望其項背，兩相比較，對比強烈，遂生發感慨，忍不住將意見發表在微信朋友圈里，“我以前讀過北大閻教授、人大韓老師的高作，并不十分佩服，于是就拿來比較，說后兩者‘平庸’。”郝同學承認：“作為年輕人議論學者前輩當然有錯，但其發言平臺為微信朋友圈，唯一的好友學者、教授就是自己的導師孫家洲，自己并未公開批評北大、人大兩位老師，而是以字母代替，對后者的學術地位和名譽無法撼動，而孫家洲老師在朋友圈發斷絕師生公開信，導致其名譽受到很大傷害，還會毀掉自己讀博的前程。”隨后，郝同學對孫家洲和韓樹峰教授表示歉意，提到“剛入師門，就給導師孫家洲老師帶來這么大的麻煩”，感到“自責和深深的歉意”，承認對閻步克教授的私人評論“是錯誤的，應予收回”，并懇請能給他一次改過的機會，使他“能夠順利地完成學業”。

　　這件事，引起社會輿論熱鬧了一番。

　　錯在哪里

　　按照孫家洲教授的說法，郝同學的行為是口出狂言，妄議師長，錯在違背道義，不重師尊，違反了學界的規矩，冒犯了學界的尊嚴。對于師長，后輩晚學在公開言論上要表示恭敬，即使認為對方的著述屬于“垃圾”，也不能公開表達，至少不能用這樣不恭的詞語，這才是符合學界的規矩，才是作為學生應當懂得的道義。

　　尊師重道，確屬我國教育的傳統，溫良恭儉讓乃儒家文化之所重，郝相赫同學對閻、韓二位先生的不恭言論，顯然與這種精神存在距離。郝同學用“垃圾”一詞來指稱前輩學者的著作，確實給人“狂妄”之感，與傳統文化中對與學者應有的簡重從容的態度有相當差異。對于后生小子的“無知狂妄”，作為指導教師，予以循循善誘，并無不可。

　　不過，孫家洲以公開信形式表達對郝同學的不滿，并宣布斷絕師生關系，卻并不符合現行的教育制度。

　　中國大學的導師制來源于歐美，又有中國傳統的師徒傳承理念。導師與其學生之間，前者有主導權，后者也有自主選擇的權利，但雙方的關系和權利建立在學校這個組織基礎之上。經過國家統一考試，由學校招生并承認才能產生的師生關系，并不能因導師一方的決定就可以解除。在大學院系，一般來說，解除師生關系的程序應該由師生中的一方或者雙方向所在院系申請，由院系方將學生安排給其他導師接收。其后，院系方會在院內發出更改通知，一般做法是在其官方網頁上注明變更情況。孫教授未曾知會學校，又在網絡上發公開信，造成很大社會影響，是不妥當的。

　　郝相赫同學不夠穩重，不懂得世故，沒有學得學界相處之道，這是事實。但是，學界缺乏直率、犀利的學術批評，可能比這種不恭是更為有害的現象。以我的閱讀體驗來說，若有直言不諱地指出前輩學人的學術不足，火藥味十足，實屬難能可貴。郝同學在他的冒犯性言論中，坦率講出自己的閱讀體會，并不遮掩，即使言論幼稚、囂張，前輩即使不予以鼓勵，起碼是不必壓制，要知道這是年輕學者人格完整而不產生分裂的外在環境因素。

　　郝同學的刺激言論，引出的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在斷代史研究中的現狀到底如何。這是值得追問和理性討論的問題。既然郝同學在微信朋友圈提出這樣的問題，不妨在同樣的范圍就此進行討論，澄清是非。作為導師，撥冗指點，對于引導學生客觀、公允得出結論，并使其他人也從中受益，并不是師門壞事。

　　另外，“逐出師門”的做法也顯露出大學有必要建立調整師生關系、維護師生正當權益的重要機制———倫理委員會。我們沒有建立大學倫理委員會，也缺乏一種成熟的師生倫理規范，老師到底能不能把自己歸類于私人教育中的老師，能否自己宣布斷絕師生關系而不需要依據正當程序處理此事，在什么情況下才能解除師生指導關系也處在朦朦朧朧之中，對于老師將弟子“逐出師門”的做法也缺乏求助于倫理委員會加以救濟的可能性，這一問題顯然是值得吾人引申討論下去的。

　　應當具有怎樣的學術精神

　　俗語“初生牛犢不怕虎”，現在一些后生小子讀書不多、識見有限，語出不遜，口出狂言，確實已經成為一種網絡現象。如果熟悉網絡言論特征的話，對于那些極端言論是不會大驚小怪的。中國社會是熟人社會，在熟人圈子里，大家幾乎都是鄉愿之士，很難做到“我口說我心”，往往是口說一套，內心想的卻可能是另一套，久而久之形成特有的人格分裂現象。

　　網絡上狼奔豕突的言論，固然泥沙俱下，甚至侵害到一些人的名譽權、隱私權等合法權利，需要加以適當規范。但是，吾人不能不認識到，這種失控言論中涉及學術著作部分，存在一種可貴的精神———對于權威的懷疑精神。

　　權威就是合法的權力。這里“合法”一詞含有正當或者正確的意思。就一般意義上說，人們通常認可某些人有權用某種方式影響他人的行為。有些影響具有一種個人道德品質，羅素說過，“人們服從權威的其他理由還包括習慣、權威人物的個人魅力、被群體認可的愿望以及個人利益等等。人們雖然并不總是聽從權威，但普遍承認應當服從權威，這就使權威具有合法性。”“于是權威就成為權力的有效形式。如果人們意識到應當遵照權威的愿望行事，就沒有必要對其施加強迫，甚至無需說服工作。對權威來說，施加影響的代價就比較小了。”否則就要付出更多的代價。

　　有人認為，孫家洲教授將郝相赫同學“逐出師門”是出于這位學生藐視權威而產生物傷其類的感覺的反應，但這種反應有可能起到對于挑戰權威的態度和行為進行壓制的效果。郝相赫同學的言論，在令人不安、不爽的表達背后，涌動著不盲從權威、不迷信權威的意識。對于郝同學的言論以“逐出師門”加以痛擊，傷害的是這種對于權威的自主判斷和學術研究中難得的獨立思考的精神。這不僅使郝相赫感到受傷，恐怕在高校中也會產生一種寒蟬效應，讓那些有自己的想法、有自主的判斷的后生小子緘口不敢言，從而造成學術精神的窒息。

　　這種狀態及其危害，作為研究歷史的學者孫家洲教授不應感到陌生，我國明代著名學者李卓吾先生以七十高齡下獄，用剃刀自刎，罪名就是離經叛道，對于儒家權威發起挑戰，為當時社會所不容，使這位真正意義上的具有批判性的知識分子遭到被整肅的命運。

　　我們從類似的例子中看到的是喜歡服從權威的心理特征和不能容忍對于權威挑戰的權威人格。權威人格組成的社會，依靠對不服從行為進行懲罰和威脅來建立秩序。

　　這種不能容忍挑戰權威的壓制做法，造成的惡果只能是人才不振。古人早就認識到嚴密控制與人才不振的關系，宋代學者葉適曾經指出：“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縛至不可動，而人之治慮自不能出于繩約之內，故人材亦已不振。今與人稍談及度外之事，則搖手而不敢為。夫以漢之能盡人材，陳湯猶扼腕于文墨吏，而況于今日乎？宜乎豪杰無以自奮而同歸于庸懦也。”

　　以寬容破除困境

　　現代人對此也有深切的感悟。就整個社會而言，為了避免無政府狀態和人們相互間的損害，控制往往是必要的，但過分的控制對于具有自主需要和榮譽意識的個人來說卻造成心靈的窒息，從而造成社會范圍內不斷的精神死亡。1948年伯特蘭·羅素在關于社會控制與個人創造性的系列講演中指出，高度組織化的社會所導致的缺少自主性的苦難，是與疏遠的權威們對大多數地區的極度控制相聯系的。在我們的時代，人們總是對權威的追求過多，對保護創造力的關心過少，在大組織控制下的人們，忘記了人們實際上所喜歡的東西，傾向于讓人們去適應制度而不是讓制度去適應人。

　　年輕學子對于權威的挑戰甚至藐視，來自他們的學術積極性和進取心，不好好保護這種批判精神，可能使得這些學生自我實現需求的滿足感遭到破壞。這種自我實現的滿足感來自對自己的天賦、能力、潛力等資質的充分開拓與利用。一個人有機會去自我實現，他就會專心致力于他們認為重要的工作、任務、責任或職業，因為他們對工作存有真實的興趣。過度的控制只會扼制一個人實現自我的動力，也就“謀殺”了促成獨立學術探索的心理機制。

　　大學及其教授，應當注重培育提高學生素質的環境。我們可以信心滿滿地說，一旦有了這樣的環境，“教養有道，人材自出”的局面就會形成，漢代董仲舒所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這里所說的“教養”可以理解為：為人才產生提供良好的環境，在制度方面確立促使人才產生的激勵機制。

　　大學教授對于一些出格言論，有更多一點寬容，才有希望破除當下一個大學的困境：為什么我們多年來就培養不出學術大師呢？(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張建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