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迅速膨脹，讓身體走在了靈魂的前面，高校的硬件設施可能搭建了起來，但包括師資、專業課程等在內的軟功夫尚沒有練好

　　擴招后的新專業，總要有學生來上，如果沒有一個嚴格的“準入門檻”，這些學生都將不可避免地成為試驗品

　　搶來的學生再好，也是高中的產物，作為大學，究竟有無盡到認真培養的義務

　　7月上旬，大學考試季，一個本屬于收獲的季節，但對北京一所211高校的學生楊柯來說，她所收獲的卻是一個大問號——大學究竟能教給我們什么？

　　回顧過去一個學期的學習，楊柯感到“十分失望”。專業課上，老師講課照本宣科，授課內容乏味，提不起學生的任何興趣，課下師生也基本沒什么交流，等等。近日，她將這些失望寫了出來，并用電子郵件的形式發給本報編輯部。

　　這并不是一個新問題。隨著大學教育的“餅”越攤越大，大學教育質量下滑問題日益突出。然而，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發現，盡管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已經成為教育界的共識，但現實是，部分大學的本科教育質量問題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楊柯告訴記者，其所學的傳媒專業，公共關系是一門必修課，上課時老師頗有興致地播放起了上世紀80年代的一部電視劇《公關小姐》，而這部所謂的教學視頻，卻是上個世紀90年代新聞專業學子的“教材”。楊柯問，這樣一門需要緊跟時代步伐的課程，為何讓學生來看一部幾乎和自己同齡的老片子，還占用大量時間？

　　好學校里的差專業

　　楊柯的不滿，首先源于一種“剪刀差”心理。

　　她所在的高校，是教育部直屬高校，其主流優勢學科是經濟類專業，而楊柯所學的新聞專業，因為剛開了5年，又和經濟類專業沒有直接關系，自然就淪為弱勢專業。其結果就像她在信里所說的，對于傳媒專業，即將升入大三的她們，目前尚沒有一個清楚的認知和系統的理解，相關的實習、實踐等資源同樣十分匱乏。

　　更為重要的是，她發現，以她和班里其他同學的高考成績，上一所同等層次的高校，并非難事，而其他高校的傳媒專業，無論是設立的時間，還是師資隊伍，都有明顯的優勢。

　　無獨有偶。劉巖本科曾就讀于東北某理工科院校，學的是法學專業，很明顯，也是學校里的弱勢專業。剛入校時，對于學校里那些理工科專業的學生，劉巖頗為羨慕——他們的學生基數大、聲勢也大，且有眾多“大牛”的老師，帶著學生做項目和研究，而劉巖所處的學院，則有一種高校里“冷宮”的味道。

　　即便在公開場合，校領導有關法學院學生未來發展的表述，也顯得頗為“曖昧”：會關注其發展，但投入不多，機會和平臺都需要自己去爭取。

　　為了謀求更好的發展，劉巖選擇考研，她來到了華中某985高校。之所以考到這里，并非沖著學校的名氣，而在于，這是一所法學專業在全國都名列前茅的學術重鎮。

　　這一次，不同于高考，劉巖選擇的是好學校里的好專業。

　　兩所學校的差距十分明顯，僅以師資力量為例，華中這所高校的法學院現有教師100人，其中教授55人，副教授32人，而東北某理工科院校的法學院，僅有專職教師24名，其中教授5名、副教授12名、講師7名。

　　讓劉巖感受更深的是，作為學生，她終于有了一種“我的地盤我做主”的主人翁感覺，不管是學校的學習氛圍，還是包括出國在內的交流機會，都是以法學專業學生為中心。

　　在這里，資源豐富，讓人目不暇接，而在劉巖的本科母校，法學專業因為開設時間短，尚沒有一級學科碩士點。

　　擴招后的新專業，總要有人來上

　　在不少人看來，這是一個關乎選擇好學校還是好專業的問題。

　　南京大學一位年輕教授告訴記者，在高考填報志愿的時間段，不少人向他咨詢，他給的建議是，選大學比選專業更重要，理由是，現在的本科教育與其說是專業教育，不如說是高等的通識教育。本科專業與未來職業生涯所從事行業之間的相關性不斷弱化，而大學的品牌、品位對學生的眼界與視野有很大影響。

　　包括劉巖在內的不少學生，的確是循著這種思路，選擇了“好大學”，但他們猜中了開頭，卻沒猜中結局——進好大學的同時，掉進了“差專業”里。

　　北京一所財貿類大學的學生李森告訴記者，他所在的中文專業，不少學生都是在高考時被調劑過來的，有的同學寄希望于大二時轉專業，有的則接受現實，準備沉浸在文學熏陶之中，但好不容易培養起的興趣火苗，卻時常被澆滅。

　　李森說，中文系的專業課時不斷被壓縮，更多的時間被放在了學校主流的英語、數學、經管等課程上來。“學中文，為什么還要學數學和經濟？”李森把意見反映給校方后，得到的答復是：“學那么多中文課程沒什么用，英語學習更加重要”。

　　“這都是擴招害的！”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一位副教授說，大學的迅速膨脹，讓身體走在了靈魂的前面，高校的硬件設施可能搭建了起來，但包括師資、專業課程等在內的軟功夫尚沒有練好，在這種情況下，盲目的招生，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對學生的不負責任。

　　他曾經聽到一些說法，認為這是發展中的問題，但在他看來，擴招后的新專業，總要有學生來上，如果沒有一個嚴格的“準入門檻”，這些學生都將不可避免地成為試驗品，回過頭砸的依然是高等教育的牌子。

　　這位70后副教授依稀記得，大約在10年前，一條《廣東省一年新增本科專業近200個》的新聞，引起他的關注。那一年，他剛剛走上教師崗位。他從新聞里看到，廣州一所農業高校的在校生規模2001年是9115人，2005年增加到26629人。1998年擴招以前，該校有27個專業，2003～2006年每年都新增專業9～13個，2006年專業總數將達到80個。

　　“這種速度快得有些可怕”。更讓他有切身感受的是，“教學任務量加大”。那時，包括新聞專業在內的文科類、商科類等培養成本低的專業，如雨后春筍般在大學遍地生長，相比之下，他所在學校的新聞教育，已是國內翹楚級的水平，但他依然要承受“師生比例有些失衡”的壓力。

　　大學可否少去搶生源，成為安靜的象牙塔

　　正如著名學者鄭也夫今年年初在一個論壇上所說：“我們的大學擴招了7倍，一些高校因為擴招教學質量急劇下滑，培養的人絕對不如過去，這絕不是說呼吁教師們提高敬業態度就能將三本二本乃至一本的教育水平提高的。”

　　據中國青年報記者的不完全統計，在1999年之后，教育部75所直屬高校中不少加入了擴招大軍。這些新開設的專業，有的屬“混搭”，將學校優勢學科與人文、社會、語言類學科“混搭”，例如醫科類大學的醫學英語，外語外貿類大學的英語新聞，財經類大學的財經新聞等，有的則純屬跟風，開設一些學校原本不具有師資力量的熱門專業，這里面以一些理工科院校開設法律、經濟等專業為甚。

　　在這新開設的專業中，記者發現，其專業教師在學校教師隊伍中占比不高，處在1%~5%的區間里，教授更是屬于這些“人煙稀少”專業里的“稀有品種”。相應的，專業的教研室數量少，由于成立年份較短，這些專業的研究團隊尚未成型，不少院系主要依托學校原有的相關學科力量發展，對應的碩士點、博士點也沒有建立起來。

　　這樣的局面，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所改觀，但也逃不出“馬太效應”的規律，這是西南一所211高校老師王晨陽(化名)的判斷。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和學生的感受一樣，在一所大學的弱勢專業領域任教，受到的局限更多——幾乎得不到本領域的期待和重視。

　　一次法學研討會，教授法律專業的王晨陽準備注冊參加，并提交論文，結果對方并未通過他的注冊。王晨陽電話溝通后才得知，原來對方并不清楚他所在的學校開設了法律專業，“根本就想不到我們這樣的工科院校有法學專業，以為是詐騙！”

　　教育學者熊丙奇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當前高等教育的發展過于強調速度，一味追求規模效應卻沒注重內涵。高校新專業設置應該有一個嚴密的論證過程，保證質量和數量的均衡發展。像國外一樣，可以由教師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從各個角度論證是否合適：比如怎么開，開什么樣的課程，課程由哪些老師來上，如何才能形成大學自己的特色，是否符合高校的定位，能否保證質量和特色，等等。

　　2012年，教育部修改《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設置管理規定》，此后，高校有望享有更大的專業設置與調整的自主權。然而在熊丙奇看來，目前，學校辦學行政化和功利化現象嚴重，很少尊重和聽取教師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的意見，更多是行政的力量拍板決定，這使得決策不夠科學，更糟糕的，還是會從眼下利益出發來制定人才培養方案。

　　這讓王晨陽聯想到最近被曝光的清華北大爭奪狀元事件。他說，這樣的掐尖行為，不僅僅出現在頂級學府，在一些段位相近的高校間也發生著。每年看著學校的招生部門，動用大量的財力、物力，以及抓著包括他本人在內的教師當苦力，去搶生源，他都會感慨，高校把學生搶來以后，對他們究竟怎么樣呢？

　　他說，大學似乎從未認真考慮過這樣一個問題：搶來的學生，再好，也是高中的產物，作為大學，究竟有無盡到認真培養的義務？(應受訪人要求，文中學生均為化名)樊靜 本報記者 邱晨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