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商關系里，“紅二代”任志強如何自處？

　　某種意義上，任志強并不回避房地產(chǎn)業(yè)與官方、政府關系極其密切的現(xiàn)實。他在書中提到，不涉及的人大約不知道這里的水有多深，更不知道在一個官僚主義盛行、國有企業(yè)占主導地位的非開放性或叫半開放性市場中官商關系的價值。他也記得，“在華遠的上市路演中，我重點展示的華遠的銷售優(yōu)勢不是市場，而是與各大單位的合作關系，如各部委、各大銀行、各大機關等等”。他在軍隊當過兵，“我們有常年聚會的戰(zhàn)友會，這些戰(zhàn)友又都分別在各個政府機關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任志強似乎并不忌言剖白自己中國式的行為邏輯—通過關系辦事并不可恨，哪怕是通過父母的關系或權力，但要辦得坦蕩，不是為私、不是腐敗與貪污，而是讓社會受益。

　　在書中，任志強提及最多的一位官員是當時在北京市計委商貿(mào)處任處長、如今是首創(chuàng)集團[簡介最新動態(tài)]總經(jīng)理的劉曉光。“許多人會質(zhì)問華遠公司是否賄賂官員，我無法明確地肯定或否定，劉曉光就是典型的案例，我可以肯定地說劉曉光沒有從我的手中為了個人拿過一分錢，最多會有一些政府對企業(yè)的‘攤派’行為。”

　　任志強強調(diào)，這種“交換”恰恰是中國改革之初進步狀態(tài)的縮影，“在土地有償出讓制度之前，如果企業(yè)想要突破舊的體制，就必須爭取官員的支持，如果官員們愿意與企業(yè)共同創(chuàng)新，并勇于承擔審批帶來的風險，那么企業(yè)當然愿意支持官員的改革和機構的建設”。

　　看得出來，在官商關系里，任志強給自己劃出了一條清晰明確的底線。他曾在一次專訪中承認自己與體制內(nèi)的多位高層有良好的私交，但也同時強調(diào)：“讓他們給你辦事可能害了他，他批了條子，違反紀律，出了事也會害我，所以我不害別人也不害自己。”

　　在新書中，他也提到，“不可能為了完成一個交易而容忍官方的腐敗，如果你真的這樣做了，很可能在某一天把自己送進坑里，把牢底坐穿。”

　　幾乎每一個采訪任志強的記者都會提到官商關系的問題，他的回答往往都很簡短。這一次也不例外：“我堅決不干官商勾結(jié)的事，也不給領導找那些麻煩。我們不需要官商，我們完全是市場化，有什么官商呢？”

　　“我看到你書里曾經(jīng)不點名地批評過一些？”我問。

　　“腐敗得很，但不能跟你說。”任志強馬上回應道。但不到一秒鐘，他又忍不住指名道姓地抱怨了一番，而且，他沒有提醒我這部分內(nèi)容不要刊登。

　　后來，負責出版這本新書的編輯告訴我，在任志強的初稿中，確實曾把一些觸碰他底線的官員寫了出來。“任志強的身上有很多矛盾之處，他很看重作為市場經(jīng)濟基礎的契約精神和制度建設，但事實上，你觀察他這些年的軌跡，做成一件事情往往是因為有好官支持他，欣賞他，而做砸一件事也經(jīng)常是因為官。說到底，這是他必然面臨的時代局限性，他沒辦法找到一種可以完全信賴的可靠制度，最后只能靠人。”

　　“共產(chǎn)黨員最基礎的就是堅持真理，既然你做共產(chǎn)黨人，你就要堅持真理”

　　任志強就像個多線程處理器，他可以一邊聽著我的問題，一邊閱讀文件，然后還會盡量給出精準的答案。有幾次，他的回應開頭都是“你說的不對”。

　　在過往關于任的報道中，他性格中的獨特一面不止一次被提起。他的好友、老上司寧高寧曾評價他：“任志強可能90%與我們大家是一樣的，有10%的大腦構造是與大部分人不一樣的。比如說他的較勁、較真兒、打破砂鍋問到底，愛鉆研還特自信，老是先天下之憂而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