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個世紀80年代開始，由于西方現代文化的大舉進入，傳統文化面臨著精神和道德等方面的危機，面對這樣的一種困境，一部分漢族作家開始關注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文化，期望在這些民族的文化傳統中尋找解決現代化危機的精神資源，因為這些少數民族文化被賦予了拯救傳統文化的重任，所以在表現這些族群文化的過程中，作者表現出一種積極的認同意識，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將這些族群文化理想化為人類生存的最佳方式。

　　對于民族傳統文化的認同。一個族群的傳統文化是該民族有別于其他民族的最本質的特征，它凝聚著一個民族在其歷史的自我生存發展中不斷形成的智慧、理性和創造力，以及自我約束力。在適應本民族特殊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方面具有獨特的價值和功能，具有自己的獨創性。少數民族由于大多數生活在生存環境惡劣的邊遠地區，所以在他們的傳統文化中，更加重視人與自然的關系，更注重保護生存環境，在對待自然的問題上，很多時候是帶有一種敬畏的情緒，又由于與現代社會的脫節，他們的文化還停留在原始宗教階段，這曾是被現代理性文化所嘲笑的“祛魅”之前的蒙昧狀態。但是在現代理性受到質疑，現代文化面臨困境的時候，這些被嘲笑過的原始文化開始顯示出詩意的光輝，為現代人治療痼疾提供了某種良藥。基于對民族文化的向往，作家在敘述的時候往往認同這些民族的萬物有靈的世界觀，在以鄂溫克族文化為主題的《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遲子建像鄂溫克人一樣相信大自然中的萬物都是有靈性的。同時在敘述中還會引入大量的民族神話、傳說、宗教故事等，以鄂溫克族的薩滿為主要載體，引入了大量鄂溫克所特有的原始神話、故事和傳說，例如作品中穿插出現的鄂溫克神話，民族祖先的傳說以及各種神歌、血河歌、祭熊歌等。范穩在《悲憫大地》中也一直在講述狐貍變人、戰神等故事情節。這種對于原始文化中神性、英雄傳說的認同是為了解決現代理性文化所造成的想象力枯竭。

　　對于語言和思維方式的認同。與以往描寫少數民族題材作品不同，20世紀80年代以后出現的作品，不再以一種外在的他者的角度進行敘述，而是采用了民族的思維方式和語言來敘述。少數族群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處于一種只有語言沒有文化的文明狀態中，思維方式還保留著原始的“隱喻思維”，在表達無生命的事物時常常會用人的感覺和情欲去傳達。這種詩性邏輯方式對于漢族作家而言既是陌生的同時又是熟悉的，因為這是所有民族最初認識世界的方式，這種本真的語言表達很容易被認同并運用到作品寫作中。鄂溫克族就是這種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族群，《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遲子建成功地運用了這種詩性思維進行敘述，老人的故事不僅講給人們聽，也講給所有有生命的事物，“如果剛來到我身邊的紫菊花接不上我的故事，你不要著急，等我講完后，讓樺皮花瓶再單獨地說給你吧。樺皮花瓶可不要推脫，誰讓你把紫菊花擁進懷抱，并且吮吸了它身體里流出的清香的汁液了呢！”看那天邊的云彩都是悠悠的鼓聲，“雨停了，西邊天上飄蕩著幾縷橘紅的晚霞。如果說夕陽是一面金色的鼓的話，這些晚霞就是悠悠的鼓聲了。空中浮動的云經過了雨水的洗滌，已是白色的了。”路有時能指引人們，有時也會因此迷失方向，“我們再也不用在搬遷時留下樹號了，山中的路越來越多了。沒有路的時候，我們會迷路；路多了的時候，我們也會迷路，因為我們不知道該到哪里去。”在準確地講述故事的同時，也用這種口語化，極度貼近鄂溫克族語言特征，甚至有某種仿真特色的語言引導讀者同作者一道來認同這種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