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社會里，西方傳入的“現代學術體系”劃分出了歷史這一學科，于是就有了歷史學家這么一類人。可歷史學家究竟是些什么人？在做些什么事？一般人往往不太了解。可能在很多人眼里，歷史是枯燥乏味的，歷史學家也不過是一群埋首故紙堆的“窮酸文人”。這反映了書齋中的歷史學家與社會的一絲隔膜。最近姚大力的新著《讀史的智慧》一書則正似面對此種局面并可以解決這種困境，因為它是一本走出書齋的歷史學著作。

　　說它走出書齋，首先是作者預設的讀者有了變化。本書所直接面對的讀者不僅僅是專業的研究者，而包括更加廣泛的普通大眾。這某種程度出于作者對于自身處境的反思。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或者人文研究的從業者，他該如何為自身定位？他的社會責任該以何種方式體現？很多時候，我們的專業研究者將自己封閉在學術的象牙塔里，搞著所謂“純學術”（這里指某些人自以為是的“純學術”）。同時又往往抱著“精英階層”的傲慢，斥責非專業人士在某些方面知識的缺失。在這里，我并非否定學術上的鉆研，畢竟在專業領域追求歷史“是什么”，探索它“為什么”，這是歷史學研究的第一要務。但是，歷史學家又豈能“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近些年來的所謂“國學熱”除去背后意識形態的推動和金錢名聲利益的驅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下中國人對于人文方面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向大眾介紹、傳播人文知識與精神，專業研究者責無旁貸。但實際上，如作者所指出的，“絕大多數以研究歷史為專業的人，一面慨嘆幾乎要被‘戲說’氣死，一面卻依然故我地只顧埋頭炮制遠遠離開大多數非專業讀者的興趣及其閱讀能力的‘論文專著’。”所以說，當前的一些不良風氣及其造成的普通大眾對部分歷史的錯誤認識，包括歷史學家在內的專業人士也擔負著一定的責任。那么，歷史學家應該積極地向大眾傳播正確的歷史知識，引導大眾自己探索歷史之“謎”。在這本書里，作者在這方面做了很大努力。與嘩眾取寵者、追名逐利者不同，作者沒有“戲說”，沒有為了博人眼球而故作大言，更沒有天上地下的亂吹一通，而是力圖在用平實而生動的語言講述歷史的同時，也告訴讀者自己在歷史研究中的樂趣與喜悅，進而引導讀者“從耳食之人變成原始文本的閱讀者”。這個時候，歷史學家只是一個引路人。對于有些歷史記載模糊不清的地方，作者并不隨意附會，并告誡讀者也“不要強作解人，方鑿圓枘，而寧可持一種開放性的存疑態度”，每個人可以憑自己的認識做一種合乎歷史的想象與推測。實際上，作者并沒有反對在歷史之外做些想象，反倒強調創造性的想象力對歷史研究必不可少，問題關鍵在于這種想象要經得起歷史材料的檢驗，也就是不能與我們已知的歷史事實相沖突。否則它就不是想象，而是“戲說”了。

　　除了要貼近普通大眾外，歷史學家在進行學術研究時要堅持人文屬性也同樣重要。歷史當然是過去已經發生的不容改變不容涂抹的真實，但并不妨礙在研究時滲入研究者個人的情感寄托與現實關懷。飽含人文關懷的歷史學研究不是簡單地為了某種目的將歷史與現實相比附，而要“具有一種更開闊、更深刻的整體性關懷和對人類精神價值的敏銳洞察力，把他正在討論的問題放置到人類普遍經驗的認知框架中去定位和講述”。歷史學家對于他所生存所面對的這個世界，要有親切的認識和清醒的觀察。比如作者在評述約翰·密爾的《論自由》，在討論中國的國家認同問題，在解說徐復觀先生的國際政治評論，在紀念“老三屆”上山下鄉40周年等等之時，無不包含著對我們當前所面臨或可能面臨的問題的關注與思考，所以讀起來會引起很多人的共鳴，更會促進我們對相關問題的反思。或許可以說，人文關懷是歷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高貴的靈魂，也是歷史學家生存于世的重要社會責任之一；而整體上缺乏人文關懷的歷史研究或許僅僅是干癟的資料與理論堆砌，不會有長久的生命力，姚大力的這本書顯然不在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