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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8月，廣東省出版集團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孫見喜又一部關于賈平凹的傳記文學《危崖上的賈平凹》。網上頓時一片驚呼：“賈平凹遭好友曝婚變內幕”;“賈平凹與別人有染，最終‘精神出軌’而離婚”。打開書本細看，《危崖上的賈平凹》所寫賈平凹與韓俊芳離婚一事，幾乎與1994年出版的《鬼才賈平凹》中第十一章《離婚》和2001年出版的《賈平凹前傳(第二卷)》中第十章《黑色的日子》一字不差，只是換了個章節名稱：《婚變前后》。當今網絡普及，擴大了孫見喜新作的影響面，讀者誤以為是新曝料出來的內幕。

　　我細讀過孫見喜紀實作品中關于賈平凹與韓俊芳離婚的內容，又看到丹萌在《賈平凹透視》中對離婚原因的剖析，覺得二位的敘述與真實情況出入較大。孫見喜似乎有點投鼠忌器講得含糊其辭，丹萌則以此作為貶損賈平凹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什么事都敢抖落出來，想當然地亂加分析和猜測，把賈平凹寫成了一個陳世美式的忘恩負義者。我和賈平凹談過一次他們寫婚變的問題，賈平凹氣憤地說：“他們就不知道內情，凈是胡寫哩!”

　　1990年6月，我從西北大學作家班畢業，即離開西安回到大荔縣。我的前妻精神病反復發作，長期住院的西安市精神病院醫生告訴我，這種病終生都將難以徹底治愈，在醫院只能是鞏固治療。昂貴的住院費一直是個沉重負擔，我找到原任大荔縣縣長的渭南地區民政局長，又托了我的朋友《渭南報》記者連壽山幫忙，將前妻轉至渭南地區民政局轄下的渭南精神病福利院長期住院。這里是民政部門專門收治盲流精神病患者的福利性機構，我只需要承擔每月30元生活費。隨后，我便徹底中止了與前妻的婚姻關系，于1991年元月與現在的妻子結婚。婚后我和妻子又住在西安市青年路，后來搬到治癌醫生劉合心在太華路的房子。在此期間，我們一家和賈平凹一家多有接觸，我愛人比賈平凹倆口子小得多，但是他們都親切地稱嫂子。賈平凹有點不自然，而韓俊芳則是一口一個嫂子，不叫嫂子不說話。

　　在這段時間里，我的主要活動是應邀參加了渭南行署組織的報告文學集《雷北之路》的采訪和寫作，擔任核心部分約15萬字的撰稿任務。我在大荔縣雷北村實地采訪了兩個多月，寫稿時住在渭南行署駐西安辦事處，直到1992年春節前才算告一段落。平時與賈平凹一家來往主要是我愛人，此時這倆口子之間已經出現的矛盾，我沒有任何察覺，以至后來聽到離婚的消息時，完全沒有絲毫精神準備。

　　1991年4月6日(農歷二月二十一)，賈平凹生日攝于其柏油巷

　　家中，自左至右健濤、賈平凹前妻韓俊芳、健濤妻張秀亞、賈平凹。

　　1992年春節過后，我與妻子帶著不到半歲的小兒子，從西安又回到了大荔縣。在縣城我有機關宿舍和政府房管部門屬下的兩處公房，但是每處只有一間。雖然前妻長期住在精神病福利院，還有大兒子和女兒，這樣的居住條件顯然不是長久之計。這年夏天，在縣委宣傳部工作時的同事好友郝建龍，在距縣城5里多的鄉下家里鄧莊村新蓋了一院兩層樓。因為即將竣工時樓板塌下來砸斷了一個親戚的腿，覺得晦氣匆匆封門不住。郝建龍閑聊時對我說，他蓋那院房子共花了兩萬二，我若愿意要可以原價轉讓給我，錢什么時候有了什么時候給。我家庭負擔很重一時根本沒有能力解決住房問題，有了郝建龍這么個友情加優惠的機會真乃雪中送炭。我花了數千元安裝了門窗，刷了墻，簡單地裝修了一下就搬住了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