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不完全統計，今年被宣布接受組織調查的18名高校領導中，有11人擔任學校“一把手”，包括校長（或院長）6人，學校（院）黨委書記5人，其中兩人因年齡原因，不再擔任領導職務，但仍被追責。

    近年來，高校的腐敗問題，一直備受社會輿論關注，有關部門也加大了高校反腐倡廉的力度。2010年，中央紀委駐教育部紀檢組組長王立英提出，高校領導干部要緊抓腐敗現象容易滋生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嚴把工程建設、財務、招生、領導班子決策等四關。同年，教育部出臺《直屬高校黨員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十不準”》，對領導干部的行為作出細化要求。2013年，中紀委、 教育部、 監察部頒布《關于加強高等學校反腐倡廉建設的意見》，明確要求高校黨政主要負責人對學校反腐倡廉建設要做到重要工作親自部署，重大問題親自過問，重點環節親自協調，重要信件親自批閱，重要案件親自督辦。要對黨政領導班子其他成員落實廉潔自律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情況進行監督檢查。

    按照上述規定、意見，高校的反腐倡廉的責任，首在學校黨委書記、校長。教育部明確要求，要“強化第一責任人的責任意識，切實把反腐倡廉工作擺在重要位置，尤其要加大檢查考核和責任追究力度”，并提醒高校黨委書記校長，“對干部的一些苗頭性、傾向性問題，要早發現、早提醒、早糾正，使干部不犯錯誤少犯錯誤”。然而，誰來對黨委書記、校長進行監督呢？

    正職“一把手”沒有帶頭履責，卻帶頭貪腐，這是因為他們的權力沒有監督與制約，在學校里就是“老大”，可以動用手中的權力，直接干涉基建招標、財務撥款、人事任命、招生錄取，于是存在權力尋租、權錢交易。要遏制高校貪腐，不能只寄望于“一把手”自律，而應該限制“一把手”的行政權力。

    首先，要制定、完善大學章程，明確界定學校辦學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權責，在大學內建立現代大學治理結構，推行行政權、教育權和學術權分離。2011年年底，教育部為落實國家教育規劃綱要精神，出臺了《高等學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從2012年實施，但該辦法頒布后，到2013年，我國只有6所大學章程被核準，為此，教育部制定了《中央部委所屬高等學校章程建設行動計劃》，要求到2015年底，教育部及中央部門所屬的114所高等學校，分批全部完成章程制定和核準工作。

    制定大學章程，是大學依法治校十分重要的內容，如果大學連章程都沒有，這是明顯的行政治校而非依法治校。當然，制定章程能否真正實現學校內部的現代治理，還要看章程的制定程序以及章程的具體執行，從目前已經制定大學章程的學校看，章程還只是學校行政制定、提交教育部門審核的行政規章，而非通過立法程序的大學憲章，因此其保障依法治校的作用還有限。另外，雖然大學章程提到要建立學術委員會，將其建設為最高學術權力機構，可是，怎樣約束行政權對學術決策的干預，還缺乏相應的機制。

    其次，要落實《高等學校信息公開辦法》和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學校信息公開事項清單》，公開所有必須公開的辦學信息，以公開防止腐敗。從高校曝出的貪腐案件看，多出在學校核心的招標信息、財務信息、招生信息不公開。據報道，據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反腐學者杜治洲對全國公立高校中的200個腐敗案例進行統計后發現，有34.2%的高校腐敗案件與基建有關。教育部監察局在近3年教育系統紀檢信訪和案件工作情況通報中給出的數據則是，基建工程方面案件占教育系統案件總數的24%。媒體稱，高校領導作案手段“趨向隱蔽”，作案持續時間長，貪腐次數、涉案金額、涉案人員多。這其實不是作案手段“隱蔽”，而是相關的決策信息、財務信息不公開，沒有師生、社會公眾的監督所致，如果高校所有的收支信息全部公開，且具體到細目，那么，還有多少人會從中渾水摸魚？

    再次，要加快擴大校長公開遴選，這也是國家教育規劃綱要提到的改革要求。從2011年年底起，教育部曾公選兩所直屬高校校長，2012年，又在3所高校試點，這邁出了公選校長的重要步伐，可是，步子還太慢，一是公選校長的高校還很少，二是試點公選校長的學校，還沒有一所985高校，三是公選校長還以行政部門為主導，具有很強的行政色彩。公選校長的重要價值，是希望以此遴選出適合擔任校長的人選，同時讓學校領導有對師生負責的意識，辦學從對上負責，轉向對師生負責，促進校長職業化、專業化、去行政化。

    對于遏制高校一把手的行政權力，我國的國家教育規劃綱要已經找到了藥方，這就是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實行行政權和教育權、學術權分離，讓行政權在陽光下運行。現在關鍵要全面落實綱要提到的改革，真正建立起大學現代治理結構，提高大學的現代治理能力，還大學一片凈土。

    熊丙奇（上海 教師）